索隐派一直是《红楼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自索隐派出现以来，它与红学考证派、批评派之间的冲突和分歧就从未停止。虽然在胡适科学考证并犀利的抨击索隐派为猜“笨谜”之后，作为“旧红学”范畴的索隐派屡遭批判，已然声势大减，但并没有销声匿迹。并且索隐派从最初的拆字，猜谜等简单的索隐手法，发展到今天利用多种考证资料，力图使自己的学说更加完整有依据的“新索隐”，吸引了广大学者和读者的注意。可以说，索隐派以其强烈的生命力存在于红学研究当中，并且不断风靡一时，是当今红学研究界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将从近十年索隐派著作，对新索隐派的批判，索隐派风靡的原因以及索隐派的价值四个方面，对索隐派近十年的研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一、近十年红楼梦索隐派著作

2000年至2009年这一时期的红楼梦索隐派的著作，与老一辈索隐派著作相比并没有出现较大的分歧和比较新鲜的说法。

相对于早期简单的家事说，如“明珠家事说”、“张侯家事说”，以及孙静庵、寿鹏飞等人的“清宫政治纷争说”，王梦阮、沈瓶庵的“清世祖董鄂妃之说”，和以蔡元培、邓狂言为首的“反清志士说”、”明清兴亡”说”等，这个时期的索隐派著作大多数沿袭前代的“清宫政治纷争说”，即认为《红楼梦》明写贾府生活，背后隐藏的是清代康雍乾三朝的夺嫡篡位等政治纷争之事。并且，这个时期的索隐派已不再单纯利用最初的拆字附会等手段，转而借鉴考证派的研究成果，来不断完善和补充自己的学说。这其中，尤其以将已经考证的“曹雪芹家世”和“清宫政治纷争”融合起来的“新索隐”说影响最大。

2000年10月出版的《红楼谜话》，作者张晓琦认为：“《红楼梦》是用谜语手法写成的有特殊寓意的小说。”并称：“《红楼梦》的作者原本是顺治的儿子及帝位继承人，由于身世上的原因他丧失了这两个身份流落曹家成了曹宣。”而宝玉正是有着太子身份的作者曹宣。

2002年1月出版的《红楼解梦（第四集）》，作者是以霍国玲姐弟为主的霍国玲，紫军，霍纪平，霍立军四人。包括2003年1月出版的《红楼解梦（第五集）》、2006年1月出版的《红楼史诗》（即《红楼解梦（第六集）》）和2007年1月出版的《红楼解梦（第七集）：解析秦可卿》，是霍国玲等人所做的一系列红楼梦索隐著作。在这一系列作品中，作者“考证”出：《红楼梦》写了曹天祐（曹雪芹）与表妹竺香玉（林黛玉原型）的合离欢悲。竺香玉被迫入宫为雍正（胤）妃。曹与竺，合伙毒死了雍正。全书立论的基础是曹雪芹有意识地将《红楼梦》写成一部历史。在“第四集”至“第七集”中，作者专题论证了黛玉原型竺香玉的葬地，“恭王府”的前身系曹雪芹在京城内的故居，燕京大学前身系曹雪芹在京郊的故居等问题。“《红楼解梦》的作者，把《红楼梦》的巨大价值定位在‘史书、谜书’上，痴迷于索隐，对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视而不见，表现出在知识结构上的残缺。”

2002年5月出版的《细说红楼》，作者王以安。本书认为《红楼梦》以董小宛，冒辟疆之事为中心，以冒襄《影梅庵忆语》为全书线索。书中宝玉所带玉上的“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即指董小宛与冒辟疆，而宝钗金锁上的“不离不弃，芳龄永继”比喻董小宛与顺治帝。

2002年出版的《红楼梦隐缘》，刘思隐著。作者认为《红楼梦》的第一作者是孔子的后人孔梅溪，而不是曹雪芹。“绛珠仙草”的意思是将诛灭清朝，宜先仔细草拟好行动计划；“还泪”意思是有了反清计划等等。

2003年出版的《<红楼梦>作者新证——初论<石头记>的作者是太子胤礽和太子妃石氏》，作者温云英，全书介绍了胤礽历史与《红楼梦》相吻合的部分情节、《红楼梦》隐写历史的方法等。

2004年1月出版的《红楼梦演绎》，杨雅清著。旨在探求《红楼梦》背后的历史真相，认为《红楼梦》是年羹尧在雍正朝的三年官楼梦。

2005年4月出版的《红楼望月——从秦可卿解读<红楼梦>》，作者刘心武。包括作者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进行讲座之后所作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一部）》（2005年7月出版）和《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二部）》（2005年11月出版）这一系列作品中，作者揭示了《红楼梦》中“月喻太子”的秘密，并认为《红楼梦》中的“关键人物”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废太子胤礽的女儿，是“破译《红楼梦》秘密的总钥匙”，并集中阐述了由于秦可卿使贾府卷入清朝宫廷政变之中，从而陷入到灭亡的境地。同时考证了书中十二钗等人的原型，抛出了其建立的“秦学”的观点等。由于讲座类似于一部推理小说，迎合了普通观众的趣味，因而在社会上引发了较大反响。刘心武的“秦学”即被称为“新索隐派”。

2005年5月出版的《<石头记>密码——清宫秘史》，隋邦森，隋海鹰著。作者认定这部小说写的是清宫隐史，《红楼梦》故事发生地就是顺治、康熙时代的清皇宫与内苑，并认定通灵宝玉乃国家玉玺；并将《红楼梦》中的人物和情节与历史人物和事件相比附，如林如海隐射崇祯皇帝，刘姥姥隐射汤若望等。

2006年1月出版的《土默热红学——红楼梦创作真相与作品真谛新探》，作者土默热。包括2006年6月出版的《土默热红楼历史十讲》和2006年12月出版的《土默热红学续》等一系列著作，论证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洪昇，金陵十二钗的原型是蕉园姐妹，大观园的原型与杭州西溪的关系等诸多问题。

2008年4月出版的《<红楼梦>索隐》，国光红著。作者以《红楼梦》脂评本为依据，通过一番破谜、索隐，得出一系列惊人的发现：秦可卿并非王府格格，真正的格格乃是妙玉，秦氏只是妙玉替身；薛宝琴才是脂砚斋等。

二、对以刘心武为代表的“新索隐派”的批判

    2005年在“百家讲坛”主讲“揭秘红楼梦”而引起广大反响的红学研究者刘心武，在当年引发了一连串轰动。一方面他的讲座受到了许多观众的好评和追捧，讲座以书面形式结集出版后再版多次，读者众多，可以说创了红学著述出版发行的记录，并引发了与《红楼梦》、“红学”相关的各方面讨论；而另一方面，刘心武揭秘的《红楼梦》以及他声称所建立的“秦学”又不断地受到红学相关的专家、学者的质疑和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细节的失当与文献的缺乏

   蔡义江在《红楼梦学刊》（二零零六年第一辑）指出刘心武在讲座中所引用的康熙朝太子胤礽所留下来的对联，实际上为中唐诗人刘禹锡所作。这个引用的错误便导致接下来刘心武所推导的一系列内容均无法成立。同时，孙玉明也在此刊中发表评论，认为刘心武对红楼梦早期抄本上的评语不加鉴别，任意取用，常常把多个评批者混为一谈，并且在对评语的使用上断章取义，只捡取对自己学说有利的部分而不顾其矛盾的地方；并认为刘心武所讲的关于“张友士”、秦可卿的“药方”及“枫露茶”等谐音问题上，用的是“旧索隐派”的老方法，谐音、拆字、破句，牵强附会，曹雪芹断无可能以这种弯弯绕的思维方式进行创作。作者从两个细节之处，对刘心武进行反驳。郭豫适，齐学东等人也在谐音方面，对刘心武的说法进行了质疑。

    在文献资料的考证上面，赵建忠认为，刘心武在学说的建立中，缺乏必要的文献资料和基本的逻辑，比如秦可卿作为废太子胤礽的女儿是没有史料根据的。并且不加考辩的取用红学界尚且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曹雪芹祖籍何处，生卒何年、生父系谁、脂砚斋系谁，红学界都存有多种说法。汪大白进一步说明，刘心武的红学研究，“其基本的学术倾向，可以说源于周汝昌，”而不是确凿的史料论据。并且揭示了刘心武的研究方式是一种“逆行模式”即“不是利用可靠可信的证据去探索文本所佚情节内容，而是服从预定或既定的结论去寻取似是而非的证据。”从根本上说明了刘心武研究方法的谬误。张馨认为刘心武在研究时，“以贾证曹，以曹证贾”，陷入了循环论证的怪圈。齐学东更声称刘心武“论证的具体材料和观点不少是利用旧说。……承袭了康熙末年诸皇子争夺储位的观点，但有所发展，把时间再往后推，推到乾隆年间，废太子胤礽的儿子弘皙篡夺皇位的阴谋活动。”文献资料的缺乏以及细节上的频频失误，导致刘心武在研究的最初就失去了必要的说服力。

2、原型研究的荒谬

    在刘心武所标榜的原型研究方面，蔡义江讲道：“凡人物形象有原型的小说，不论其原型为作者自己或他人，都有可靠依据。或作者曾有自述，或彼此可一一印证，非捕风捉影所能求得的。”赵建忠、汪大白在这里也持同样观点，认为不能“利用艺术形象‘还原’生活原型，编造文学文本背后的历史事件”，并且提出疑问：“作家创造的文学形象，即使有其原型也多有综合，岂能将文学形象再去坐实某个原型？”孙玉明则从较为细节之处论证了刘心武原型研究的荒谬，提出刘心武在研究之时不分“真”与“幻”将警幻仙子之妹与秦可卿混为一谈，一时讲秦可卿是神仙，洞察世事，一时又说她是公主，完全不严谨，这样的原型说明显是十分荒诞的。

3、“新索隐”的定位以及与“旧索隐”的比较

汪大白认为，刘心武的索隐“是以小说家的阅读习惯来推敲文本，又以小说家的思维模式来构建‘秦学’”，“以‘揭秘’形式展示‘秦学’内涵的过程中，处处体现着文学创作的艺术性想像。”同时大量使用索隐派惯用手法，随意联想，谐音寓意，拆文破句等等，是一种明显的带有小说倾向的索隐。郭豫适也并不同意刘心武自称“考证派”的说法，并进一步说明了“考证派”与“索隐派”两种研究方法从本质上便不同，无法合流，刘心武应该称为“新索隐派”。孙玉明具体论证了刘心武的这种“新索隐”，认为刘心武不是如周汝昌所说将“考证派”与“索隐派”汇合统一，而只是把红学中的“自传说”与索隐相结合，以考证之名，行索隐之实，在纯粹的考证难以达到目的的时候，以索隐派的研究方式来弥补。并且，他还比较了新旧索隐派之间的异同。认为两者的相同之处是先有了书中某人影射现实中某人的想法，再通过牵强附会的手段加以论证，对小说原型进行索解，并且索隐手法也惊人的相似。而不同之处在于旧索隐派影射的对象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新索隐派却凭空捏造历史人物；在索解的过程中，新索隐派的弯子越绕越大，越来越费解；而且，旧索隐派中的一些大家，古文化功底深厚，新索隐派却缺乏这方面功力；另外，新索隐派往往不愿意承认自己为索隐派，试图借以考证的名义，来避免引发外界抨击。

三、索隐派不断涌现风靡的原因

索隐派由于其并不严谨和科学的研究方式，自诞生以来便遭抨击不断，一直为学界专家所质疑和诟病。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索隐派在被明显证明已经失败的情况下，并没有消逝，反而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体，而且每次出现，往往风靡一时。从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之盛况，便可见一斑。因而研究索隐派不断涌现风靡的原因，是十分有价值的。

1、红学家个人利用红学出名的原因

孙勇进在《一种奇特的阐释现象：析索隐派红学之成因》中首先肯定，索隐派学者在研究的道路上都花费了相当大的努力，而且大多数学者无意于倚赖索隐红学而哗众取宠。并且在索隐派学者中，不乏学养深厚者。因而可以说，索隐派不断风靡涌现的原因，首先可以基本排除学者因个人目的而耸动视听的原因。

2、 社会历史原因

孙勇进、顾友泽都认为“春秋笔法，汉儒讲经，《史记索隐》……形成了一脉重要的阐释传统，已有学者指出，这是《红楼梦》索隐派得以形成的大的文化背景。”

并且顾友泽还提出，索隐派的不断涌现，还与中国的文学创作传统有关。诸如《离骚》中，有“香草美人”比喻。“以后历代诗词赋，人们也喜欢寻找作品背后的本事，探求文字后面的深意，而作者有时也故意隐藏本事，晦涩地表达自己的某种感情。”在小说创作中，更有影射之说，如早先的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有影欧阳扃之说等，可见小说的索隐之法，已有先例。  

李虹、顾友泽还认为，中国“小说”概念与史传的同源性，也是索隐派成因之一。中国古代小说主要由“史”演化而来，因为人们往往喜欢挖掘小说背后真实的历史世界。可以说“中国传统的对小说的解读方式，使人们用索隐之法解读《红楼梦》具备了可行性，也即人们用索隐之法解读《红楼梦》在方法论上有其久远的历史，非仅因《红楼梦》而起，故索隐派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基于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上而产生的。”

孙勇进同时认为，还有一点容易被忽视的原因，即反清民族主义情节的潜在作用。“由于清政府自鸦片战争起无力抵抗西方列强的入侵宰割,，使中国乃至中华文明沦落到至为悲惨的境地,，因此排满的民族情绪即使在清政权灭亡后也仍有余绪, 近代半个多世纪的巨创深痛的历史,，形成了后人的民族主义情结，……若说某人或某作品有反清意识，那就意味着他（它）理所当然地有着某种正面的价值,，这一点几乎是时至今天汉民族人观照有清一朝近三百年复杂历史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明乎此, 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清王朝已经覆灭、反满的现实要求已经不存在后, 蔡元培、邓狂言仍然有热情从 《红楼梦》 中索隐出“持民族主义甚挚” 和“种族大义”。

3、《红楼梦》本身原因

    孙勇进认为，若考虑到《红楼梦》本身的原因，要归功于《红楼梦》的特殊写法，“大量使用隐喻、象征和谶语，及叙事者声称的‘假语村言’‘真事隐去’，极大地唤起了某些接受者的索隐热情。”顾友泽、朱东根也认为，小说第一回开头跳出故事以外的，赋予它一段富有神话色彩的外壳，可以说“作者在小说具体创作过程中运用的富于暗示性的写法与索隐派的作法有同工之妙。”

孙勇进认为《红楼梦》作品中所留下来的疑点和破绽，给索隐者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包括《红楼梦》中活动时间，人物年龄的混乱，以至于颠覆了传统的历史续写模式，有意模糊朝代的疑点，也会引起索隐派学者的关注。

而《红楼梦》在创作和传抄时期，都曾得到脂砚斋等人的详批，许多珍贵的创作资料得以保存。并且批语中屡言小说有本事。因而朱东根、顾友泽等多位学者都认为，这些批语与《红楼梦》一起，构成了双重谜语系统，引导着读者去解谜，去索隐。

朱东根认为。红楼梦摆脱了风月笔墨和才子佳人的俗套，以一个封建旧式大家族的兴衰为叙事中心，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浓重的政治色彩。《红楼梦》中对于贾府与皇室，朝廷，官府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以及对于繁华盛事的追忆，很难不让人与本朝掌故进行联想。

四、索隐派价值讨论

索隐派一脉历经二百余年绵延不绝，没有因为考证派，批评派的重创而一蹶不振，其价值到底存在与否？

郭明在《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论红学的索隐与考证》中完全否定了索隐派的价值，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文学作品，其研究内容与方法只有在文学批评的框架内探讨才归属于红学 而索隐对《红楼梦》的作品欣赏、学术研究、艺术判断只有负面作用没有任何意义……研究红学必须恪守规范。”

朱东根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索隐红学不完全只有负面价值。首先，索隐派“延续了古典文学批评的传统。古典文学批评经过了历史积淀，自有其独特价值在，而索隐研究是其重要形式之一。索隐红学以索隐法诠释红楼，既是对批评传统的延续,也是一种拓展。从接受学角度看，索隐红学亦有意义，人们可借以了解《红楼梦》的接受、传播随时代社会不同而发生的迁变流转……以此而论，索隐派研究亦是对红学理论的丰富与贡献。”

同时，索隐派“催生并发展了红学。红学为当今显学，其所以能成为专门之学者，索隐派之功可谓有力焉。第一，索隐派先于考证派而出现，是红学天然的创立者……虽有索隐偏颇或缺乏理据之病，却能聚焦于文本，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引导阅读，予人遐思。第二，索隐派是考证红学诞生并壮大的前提与动因……考证派产生于索隐红学泛滥之时，又在相互对立、 较量中取得了优势，得到了壮大。以此而言，索隐派不啻是推动红学进步的‘幕后英雄’”。

五、总结：

刘梦溪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中认为，“索隐派离开清末民初民主革命的大背景，时代风潮的支撑作用已经失去，新时代的读者怕难以理解索隐者的苦心孤诣。”虽然今后还会有索隐派的相关著作出现，索隐这种研究方法也将继续在文学探索中使用，但“索隐派红学，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已经终结。”我以为这是对《红楼梦》索隐派今后命运一个相当客观的总结。索隐派以其艺术化的思维和手法，有创造性的对小说背后的故事进行联想挖掘，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猎奇心理，激发了读者对于《红楼梦》的阅读兴趣，有它自身的价值。但从长远来看，索隐派在文献的论证，材料的搜集上都十分薄弱，犹如沙上建塔，无法成立，因而往往只能风靡一时，却无法在学术上站住脚。所以，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索隐派虽然仍将在红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从学术上来讲，没有过硬学术研究方式的索隐派，已经终结。

参考文献：

【1】《红楼梦资料汇编》，朱一玄著，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第一版

【2】《石头记索隐》，蔡元培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3】《红楼梦考证》，胡适著，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2月第一版

【4】《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刘梦溪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

【5】《红学档案》，郭皓政主编，陈文新审订，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6】《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陈维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7】《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一部）》，刘心武著，东方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8】《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二部）》， 刘心武著，东方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9】《无秘可揭，无谜可猜——从红学热卖品”秦学“看索隐回头路走不通》，蔡义江，红楼梦学刊，二零零六年第一辑

【10】《探佚，新索隐，原型研究及其它——刘心武“秦学”的理论困境和文献缺乏》，赵建忠，红楼梦学刊，二零零六年第一辑

【11】《以“索隐”手法弹奏的“自传说”老调——评刘心武先生的<红楼梦>“揭秘”》，孙玉明，红楼梦学刊，二零零六年第一辑

【12】《从红学索隐派说到“秦学”研究及其它》，郭豫适，红楼梦学刊，二零零六年第三辑

【14】《“秦学”方法谬误论》，汪大白，合肥学院学报，2009年1月第26卷第1期

【15】《“秦学”索隐实质论》，汪大白，合肥师范学院报，2009年1月第27卷第1期

【16】《索隐派的旧版翻新——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齐学东，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17】略论刘心武“红学”的新索隐派实质》，张馨，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6期

【18】《刘心武“红学”之疑》，郑铁生著，新华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19】《索隐派述评》，李虹，红楼梦学刊，二零零五年第六辑

【20】《索隐红学发展史通观》，陈维昭，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9月，第22卷第3期

【21】《索隐红学、探佚红学与文学创作》，陈维昭，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第27卷第5期，2007年9月

【22】《一种奇特的阐释现象：析索隐派红学之成因》，孙勇进，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23】《无法走出的困境——析索隐派红学之阐释理路》，孙勇进，红楼梦学刊，二零零三年第二辑

【24】《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论红学的索隐与考证》，郭明，红楼梦学刊，二零零六年第四辑

【25】《论<红楼梦>索隐研究》，朱东根，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7卷第10期，200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