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12/14/2007

知道伍連德的人現在大概不多。如果不是因為這部叫做《國士無雙伍連德》（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人物傳記，我也不知道伍連德為何許人。然而，在一百年前，在晚清社會劇烈動盪之際，與政治關聯並不太大的伍連德，卻曾以其懸壺濟世力敵鼠疫的事跡聞名天下。作為受過西方教育的醫學專家，他以朝廷欽差的身份前去哈爾濱與鼠疫作戰。因為他血管中流的依然是華人之血，對於他的「肺型鼠疫」的觀點，那些法國的俄國的日本的洋專家根本就不以為然。他要焚燒那幾千具被雜亂無章地堆積在一起的喪命於鼠疫的病人的屍體以絕疫源，又受到來自朝野的習慣勢力的重重阻撓。這位「鼠疫鬥士」不僅要花力氣去剿滅鼠疫，更要花力氣去克服因為洋人的民族歧視與國人的愚昧觀念所造成的種種困難。我曾這樣設想，假如沒有那種在特殊背景下形成的種族歧視，他的「肺型鼠疫」觀點能很順當地為同行們所接受；假如沒有那種與科學相對立的愚昧觀念，他的焚燒屍體的主張也能暢通無阻──那麼，百年之前的那一場突發性的鼠疫，很可能會更有效地得到控制。然而，作為「鼠疫鬥士」，作為民族英雄，伍連德本人的事跡，或許就沒有那麼的動人心弦，可歌可泣。

我們民族的英雄，往往具有悲情的色彩──在悲情之中造就這種英雄，在悲情之中更見這種英雄之本色，伍連德其實還不是最典型的。讀著譚嗣同的「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讀著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讀著岳鵬舉的「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總覺得盪氣迴腸、慷慨悲壯。然而，襯托這「盪氣迴腸」與「慷慨悲壯」的底色，卻是官場的險惡與政治的腐敗所釀成的悲劇。成就事業與造就英雄有其同一性，成就事業的同時往往也能造就英雄；但此二者也並非總是同一，這種充滿悲情的背景色，往往造就英雄，卻未必就能成就事業──如果並不拘泥於具體的人與事，那麼，「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這兩句詩倒是道破了這種悲情與英雄與事業的關聯。英雄往往難免悲情，悲情面前總有英雄，英雄常與悲情難解難分，這是我們民族的自豪，還是我們民族的不幸？人們說到充滿悲情的逆境，總會搬出司馬遷據其自身的經歷和體驗做出的歸納，所謂「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然而，寫下「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司馬遷，難道真會感激賜予他以宮刑的屠伯？

這部叫做《國士無雙伍連德》的人物傳記，使我想起幾年前的非典。作為大規模的疫情，儘管前後相隔百年，卻仍有太多的相似：發燒、隔離、逃逸、擴散，還有死亡，當然最終是控制而且消滅了疫情。在抗擊非典的戰鬥中，那位堅持科學態度，不求明哲保身，毅然否定「衣原體」的鍾南山院士也可謂是我們民族的英雄。然而，鍾南山比伍連德來很幸運。因他倡議而正式啟動的攻關項目的研究成果很快就得到世界衛生組織正式確認，洋專家們並沒有因為他和他的同事是華人而對他們的研究成果不屑一顧；由他協助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應急方針則使很多患者從非典的虎口中逃生，比起伍連德的那個時代，無論朝野，畢竟已有更多的人相信科學。同樣是與突發性的疫情作戰的英雄，鍾南山也就比伍連德少了幾分悲情的色彩。

多有與悲情難分難解的英雄的民族，固然仍需弘揚這種英雄的精神，卻更需要努力營造在成就事業的同時造就英雄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