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信中直言：“情况特殊，不言自明。说来简单，还是出在怎样对待文物局主管业务是保还是卖的问题。仔细想来，确也奇怪，也确是真事。既然是真事，发展下去，车要出轨，现在到了需要大喝一声‘站住’的时候了。”

    书中所说的“委员”，指的是国家文物委员会，苏先生就是委员身份上此书的。该委员会成立于1983年，作为咨询机构，在八九十年代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在确定文物方针保与用关系上一直坚持保护为主。这场争论从1982年至少持续到1996年，经历了三任局长的起起伏伏。

    1996年，张文彬上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此时国家文物委员会已处在无疾而终状态。《文物保护法》开始启动修订，最终确定了今天的十六字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张文彬文博文集》中收录有他在任内汇报文物工作的信函，谈及自己上任之初的情景（也就是苏秉琦先生上书批评的前任领导所留下的局面）：

     “国家文物局领导班子严重不团结，结果不仅造成国家文物局机关纪律松弛、人心涣散、秩序混乱，而且还对全国文物系统造成严重影响，不仅丧失了事业发展与进步的大好机遇，而且还在文物对外交流等方面发生了严重问题……”

     张文彬局长退下来后，我曾向他建议写写这些或做口述。他当时没有同意，只强调一点，自己任内完成《文物保护法》修订。在中央领导和老同志老专家的坚定支持下，保护为主的原则得以确立，结束了长期的争论。

    “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历史像围城，越近越看不清，不好评说。同样一件事，被批评者也有自己的回忆录，自己的说法，无可厚非。但衡量文物工作，文物安全应是最好的尺子。以此看，孰对孰错，实践即可辨是非。《文物保护法》新一轮修订又开始了，几经波折争论，似曾相识。以史为鉴，勿要重蹈覆辙。

                                                       穆森   2018年8月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