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2010年2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马家店遗址保护座谈”上，与会专家不自觉的讨论起铃铛阁王家大院的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徐苹芳说：“这是一座有别于福建土楼、山西乔家大院和北京四合院的民居形式，有很高的社会学价值，是研究社会家庭结构史的新材料。一定要保护好！”

为此，由国家文物局顾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先生领衔，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黄景略与徐苹芳联名致信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高丽书记对此作出重要批示：“十分感谢谢老等专家对天津的关心支持。一定要保护好历史建筑。请市政府和红桥区认真研究。”

谢辰生先生还亲自来津赴铃铛阁考察，并委派天津历史考古学家陈雍、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傅清远和晋宏逵分别作出调查报告和价值认定。王家大院还是《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后，全国首例文物认定申请，开启了公众参与文物保护的新篇章。欲知王家大院庐山真面目，不妨翻开陈雍撰写的《王家大院调查报告》，一探究竟：

王家大院坐落在铃铛阁地区北部，包括15个院落和近60间平房，东南西北四面分别是魏家胡同、二盛号胡同、丁字胡同和芥园道（原铃铛阁大街）。整个建筑群与周邻建筑分隔清楚、相对独立。《天津县新志》记载，王氏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明初北迁天津，至光绪年间，已成为津门巨族。王氏后人至今藏有祖传的“浙绍山阴是旧家”的印章。

入清以后，王氏祖先隐而不仕，清中期以后出来做官。王家后人说，王家家谱中的辈分排字从“国、廷、文、恩、世、大、恒、昌”以下共40字，“国”字辈以上尚有祖辈20个字。“文”字辈后，家族渐渐显赫。

报告指出，王家大院的结构布局像一根鱼刺。整个建筑群被中央通道分为东西两部分，各院落依中央通道有序布列，原来的院门都朝向中央通道，整体上构成“非”字形格局。

在调查过程中，陈雍请王恒延和王昌煊两不同辈分的王家后人分别画出大院居住示意图，结果发现，王家大院内部的5个父系大家庭，依祠堂定位，按昭穆（昭穆是我国古代对宗庙、墓地或神主的辈次排列）关系确定各家庭及其内部的居住布局。

铃铛阁5号的王氏家族祠堂位于整个建筑群西北部。王氏族人大都将王家大院称作祠堂院，又称福箴堂。祠堂西院内原有“福箴堂”匾，院内建筑构件上也有“福箴堂”字样。

王氏家祠建于何时呢？据《天津县新志》记载：道光年间，王文运（字叔开，号焕章）曾任候选知府。其母汪氏病重，王文运断左手无名指，和药让母亲服下，母病愈。后来汪氏死于其他疾病，王文运结庐三年，“置新茔，建家祠，购祭田三十余顷”。另据该书《王公叔开孝行传》：“辛丑勘新茔，建宗祠”记载，可知王氏家祠修建于清道光辛丑年，即公元1841年。

王氏族群以祠堂为中心，大院内居住“嫡系五门”，其他王姓族人依血缘关系远近围绕大院居住，就像石子投入水中产生的同心圆波纹，一圈圈向外散去，越近越深，越远越浅。是宗族关系在居住方式上的反映。

报告得出结论：排除后来修建的干扰，王家大院现存原建筑的年代为清代至民国时期。建筑年代较晚，但大院的“非”字格局一直未变。这种布局结构不仅满足了王氏家族由浙徙津后聚居的需求，也成为今天认识王家大院真实性与完整性的重要历史依据。

如何看待这类民居的价值，我国著名的乡土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这样说道：“中国2000年农业文明的基础是家族聚居，它培育了这个社会，以血液和精气滋养着辉煌的文化。没有民众史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现在的大都市中，这种传承有序、至今依然香火延续的家族老宅万一不存。” 

此外，王家祠堂在2008年3月还曾出土碑记。当时我正带领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在铃铛阁地区进行文化遗产调查，正遇王家祠堂一名住户装修，工人从墙上起出一块石碑。碑名为《旌表节孝外祖母王母焦太安人碑记》，末款署“大清道光癸卯年五月，福箴堂王文通、希舜、文运、文达立”。再次佐证了王家祠堂正式名称确为福箴堂及报告中所确认的祠堂建造年代福箴堂的建造年代。该碑与《吕祖堂重修碑记》末款所署四人完全相同。吕祖堂碑立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足以证明在道光年间王氏家族在天津声望之隆。如今，此碑已被文物部门收藏于吕祖堂义和团运动纪念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