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设立已整整30年。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基本保护体制已经形成。但每当面临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遗产需要保护时，公众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涨时，有法可依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政府及管理部门能否对破坏行为显示出保护的力度与决心，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才是保护的关键。正如我国著名文物专家、文物保护法主持起草者谢辰生先生所强调，文物保护法不是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法，有价值的非文保单位往往会经过一个被发现、承认并得到保护的过程。

实例一：反正不是我们拆的！

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统计，近30年来，全国消失的不可移动文物有4万多处。仅以天津为例，被毁的不可移动文物是400处，占了此前天津文物总量的4/1还要多。这个数字，尚未包括在文物普查过程的消亡。

2009年12月，22名文保志愿者向河东区文化和旅游局递交了《关于将天津市河东区九经路38号俄租界陆军医院旧址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申请书》。不久，得到的正式答复函中称，该建筑是天津市俄租界区欧洲古典风格建筑的代表，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较高，区政府已决定将其列入河东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工作范围。河东区文化和旅游局已对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然而没过几个月，这座普查建筑却成为一片废墟。对此，河东区文化和旅游局主管领导的解释却是“纳入‘三普’范围，不等于就是文物了。所谓的登记，在笔记本上一记，也是登记。”“这些问题我也说不清，反正不是我们拆的。”

如此案例，比比皆是，与其说是法律的失效，不如说是执法的缺失。保护成本高，破坏成本低，只见破坏，不见问责，才使得我们的保护法缺乏威慑力。

实例二：一定要保护历史建筑

有法不依，违法不究，还有一种表现是规避保护。有保护身份的，可以通过所谓的“程序合法”，先撤销文物，再拆除，如天津解放北路历史文化街区的农工银行旧址。没有保护身份而又亟需保护的，面对社会舆论，又该何去何从？

“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读gao）”位于天津红桥区南部的铃铛阁地区，从明朝初年延续至今。在整体拆迁中，被徐苹芳先生誉为“这是一座有别于福建土楼、山西乔家大院和北京四合院的民居形式，有很高的社会学价值，是研究社会家庭结构史的新材料”的王家大院和中国甲骨文最早的确认地点马家店遗址的拆与保，成为社会焦点。为了给二者争取保护身份，本人和张强提出文物认定申请，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天津市文史研究馆联合成立课题组，但都无法阻止拆迁的步伐。直到2010年2月，谢辰生先生领衔，徐苹芳、张忠培、黄景略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呼吁保护，拆迁才停止。除了感谢专家对天津工作的支持，张高丽书记还作出重要批示：“一定要保护好历史建筑。”

从“一定要保护好历史建筑”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希望，同时也提醒我们，除了要建立有法可依的体制外，更要建设有效执行的机制。而在这二者之间，还须政府和全社会拿住足够的决心和行动。

                                                                穆森  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