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后，《武训传》正版DVD悄然公开销售，很多人称之“中国首部禁片的解禁”。这让我想起，当初大批判时，已远离文坛靠边站的沈从文曾在一封信中说：“费力多而见功少，似乎不大经济。即把一个导演、一个演员，并在一个坟墓中的武勋，完全骂倒，新的优秀作品还是不会产生！”我们可以说，沈从文不懂政治，但却无法忽略，他的话说得很“文化”。60年过去了，我们涌现出多少优秀的作品，这是须要清醒认识的。历史终会解禁，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优秀的作品更须要的是播种，是分秒必争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地域，统统可以冠以文化之名。但是否有其实，就不是孤芳自赏和掩耳盗铃可以冒充的了。压掉水分，大抵是要看看有多少干货可以称之为优秀作品或成果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十分强调文化环境和政策是否宽松，是否有利于产生优秀作品。另一方面，我们更加不能忽略产生优秀作品的主体是什么的问题。我认为是人，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二者谁是内因，谁是外因呢？我觉得，不应该仅局限于这60年，还是要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加以研究，当然这里还有一个从“士”到“知识分子”的精神转化过程。

最近我特别关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问题。我们要承认，由于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可持续性，这也直接影响到了文化层面。其实“北广上”（北京、广东、上海）仅仅是个文化是角度的问题，强势不代表主流。就和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关系一样。如何解读当前，自由派和民族主义的此消彼长。这里面是存在一定必然性的，正如埃里克·霍弗在其名著《狂热分子》中，有这样一段话：“西方民主国家倒是以一个间接和意料不到的方式唤醒了东方：他们点燃了仇视西方的激情。目前让东方从历时多个世纪的停滞中苏醒的，正是这种反西方的热情。”前段时间，我到西安调研大明宫遗址保护的问题，看到一本叫做《曲江模式》的书，里面就将“北广上”预设成了靶子。这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目前天津也有这样的情况，总有一种委屈感，憋着一股劲要为自己翻案，所以出现了很多“混子”和“棍子”。在文化上煽情，委屈感很快就会走向老子曾经阔过，竖子没甚了不起的极端。这是偷换了文化自觉的概念，绝对不是文化自信，而是彻头彻尾的自卑的表现。

离开天津前，我有一次路过西青区大寺镇涌泉寺，一座手捧黄灿灿金元宝的巨大造像映入眼帘。走近一开，基座上赫然写着“关圣帝君”，不禁哑然。“武财神”没有了青龙偃月刀，没有了威武和浩然正气，剩下的只是人造的拜金主义。对于当前各地的大兴土木，其实是社会风气使然，是以文化之名毁文化之实，坠下神坛的何止关二爷呀！当我们还没弄懂什么是文化产业时，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支柱产业了！所以，现在的文化产业浪潮中充满了非理性，甚至带有很大的进攻性。受影响最大的是文化事业。一个要求政府投入，一个是可以直接转化成产业。相比之下，政府更加偏重于短期、短视行为！而这些行为，又会迅速转化成“政绩”。

我们在走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路上，一定不能误入文化自卑的歧途，时时刻刻警惕有人在文化上煽情。充满狭隘，充满攻击性，滋养“混子”和“棍子”的文化圈，难道能产生优秀作品吗？难道不是与大批判同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