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五照例到南开参加市区领导与文化界专家学者团拜会，这个团拜已经坚持了13年，实属不易。今年第一站设在天后宫，增加合影和祈福活动，会务组为大家准备了红华服和天后赐福红围巾。顿时间，本已热闹非凡、年味十足的天后宫内映出一片红。“这帮子文化人跑这搞相亲会来了，一人再摸个红嘴巴儿，就够俊儿了！”这是天津人特有的幽默，说者不会觉得脸红，闻者亦知是打镲，自然不怒。

祈福合影毕，第二站是团拜会场。坐定后，我才发现，这身红棉袄华服上还绣着不少条小黑龙，便随口说道：“咱今年要龙袍加身了。”不曾想，冯骥才先生在祝贺词时也是这个话题，他说咱们这个红是中国的和谐红，喜气祥和，和泰国红衫军不是一个色儿。后面是文艺界带来的众多节目，京评梆越、美声通俗，各展其能，当然都是穿着红。压轴的还是，谭派名票、原南开区区委书记、现任市委副秘书长的刘长顺登台献唱。长顺书记今年拿出了自己收藏的弦儿，转手交给现任南开区卫书记韩宏范。我以为是要赠弦儿，以示薪火传承。这时，主持人高喊：“今年是长顺书记献唱，更有宏范书记架弦儿”。话音落，弦声起，会场早已叫好声四起“好弦儿——”！见此状，我与坐在身边的南开区委冯书记说，这个组合好，应该起个好名字，直接报送“和平杯”京剧票友大赛吧。冯书记问，叫什么好呢？我答，叫做开门红吧。

我喜红，但绝少敢一个人穿红，总觉得太扎眼。所以出了会场就脱掉了身上的红，但心里的红还在一阵阵泛起波澜。我喜红，但总也说不清其中缘由。也许是，太复杂的颜色，我向来分不清，甚至连蓝绿都说错，闹过笑话。一次与朋友约会，适逢下雨，我穿着蓝衣服打着绿伞，却在电话里告诉友人，是穿绿衣服打着蓝伞。若仅以此为由，确实有些牵强。我喜红，或许是因为红所代表的寓意。红代表着什么？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觉得，最起码应该有一点共识，那就是红是向上的，而且很扎眼，容易激起人的情感波澜。

由于红能激起情感，所以才有了红旗、红歌和革命红之说。然纵观历史，以红代表革命的认识似乎从未统一过。虽然革命一词出现得较早，《周易·革卦·彖传》就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而这里又没有红什么事。汉朝深信五德之说，有“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战国·邹衍）火德主红，又并无革命之意。汉末有黄巾军起义，未见红。直到元末明初，才出现了红巾军，但从精神上说，其实与民间宗教参杂在一起的。红仅仅意味着扎红巾、打红旗，统一服饰，战场上容易辨别而已罢。

所以我觉得，以红号召革命，实质上是取红扎眼，易煽情，向往美好的功用。毕竟一般人看到红，就会有激情，所以逢年过节穿点红，贴红挂红，提起精气神，于人于己都有好处。由此可见，我不敢穿红，可能是因为缺少激情之故。节前应邀给某中学做场讲座，看到今日的学校还保持着冬天课间长跑的惯例。但学生们显然是不大情愿，跑得松松散散，缺少气势，更遑论激情了。脑海中猛然想起，当初我上学时长跑还是要喊口号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锻炼身体，保护祖国，锻炼身体，建设祖国”。那时，我是口号的强硬抵制者，一般只张嘴不出声。如今我又成了口号的积极倡导者，为的是找回激情，找回一看到霍元甲、陈真踢碎“东亚病夫”就热血澎湃的感情。岁月流逝，激情不再，理想幻灭，唯有沉甸甸的责任在肩上。既然要扛着走，就要挺直了腰杆，走出些气势来。气势来源于激情。就像泰山上的挑山工一样，一路爬，一路唱着山歌。观旭日东升，必得“会当凌君顶，一览众山小”。

我喜红，说红，到头来亦只能是雾里看红而已。最后还是用冯骥才先生的话结尾比较妥当，红是喜庆祥和，中国的和谐红。今年是龙年，我觉得，红红火火的日子还是要节节高好。爆竹是红的，燃放起来，先是一个惊雷，目的是提起人的精气神，驱散点什么，招来点什么。

                                                    穆森  壬辰年正月十一

                                                       于津门清真水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