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世界新闻报》黎萌）

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徐苹芳先生走了。先生走得很突然。20日还在新疆考察的谢辰生先生电话中告诉我，徐先生病重住院了。谢老说，他已通知了国家文物局和东城区领导予以关照，“一定要把人抢救过来呀！”我当时虽然有点懵，但心中还是觉得徐先生应该不会有性命之忧，至少不会走得这么快，这么突然。我知先生性情，所以没敢给家里打电话，默默祈祷他康复出院，再去看望。万没想到，22日早上8时左右，谢老又从新疆来电，语气沉重：“徐先生走了，今天早上5点多的事！”我忘了自己当时都说了些什么，大概除了一些“哎呀呀”之类的虚词外，主要是安慰痛失老友的谢老要多保重。

不知为何，我总觉得徐先生的身体很好，再战斗十年八载是不成问题的。文物界的老先生都是很顽强而有生命力的，谢觉哉的夫人、百岁老红军王定国有一首打油诗说文物老专家是：“百岁不算老、九十不稀奇、八十难统计、七十小弟弟、六十五十爬满地”。其实从今年春节后，就有人和我说徐先生的身体好像不大好了，当时我还很坚定的予以了否决。因为春节前，我们见过几次面，春节后时不时地，或从媒体上，或从圈内朋友口中，或在会议通告上，都能得到先生的消息。现在先生果真走了。关于先生去世的原因，《法制晚报》上有这样一段报道：“徐苹芳患鼻癌已经有7年多了，一直没有对外说。上周一，因病情加重，徐苹芳被家人送到北京军区总医院治疗……谈到徐老的去世，家人和同事都形容是‘鞠躬尽瘁’、‘身体耗尽’。徐老平日饮食很少，工作却十分繁忙，虽然以前体检身体指标还算正常，‘但经不住这么一直耗着’……到17日时，徐老病情好转，已能坐起进食。家人想到他还有篇应他人请托的约稿，提醒他是否要推掉。‘他坚持不让，要我们拿纸笔，他还要写！’徐老的儿子说。到21日下午，徐老病情急转直下，陷入深度昏迷，家人在床边始终不能将他唤醒，直到次日凌晨去世。‘就是睡过去了，挺平和的。’家人说，遗憾的是徐老没来得及留下一句遗言。”这段文字打动了我，因为其很真实的再现了先生的坚强。相比之下，我又是多么的粗浮，平时里没少叨扰，但多是谈文保，似乎从未想和年逾八旬的先生说上一句“保重身体”、“健康长寿”之类的话。如今，天人相隔，悔恨晚矣！

徐先生是一位有傲骨的传统知识分子，从燕京大学到北京大学，从南开到中国社科院，他一生都秉承着属于自己和那个时代的传统，坚定的捍卫着学术尊严。面对浮躁，他高声呐喊：“考古应当是很纯粹的学术活动，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做过多的推测。考古不能与别的什么挂钩，必须遵从自己的内心，遵从学术，而不是被别的东西牵着走，这很可悲！这其实是学术界的浮躁在考古界的反映，或者说整个社会都这样，社会浮躁，人心不古。”面对于斯，他从未退缩：“我都８０多了，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么不说话，要说话一定要说实话，我怎么想的怎么判断的就如实地说出来。考古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也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在新中国最特殊最艰难的时期，在没有任何高科技的支持下，徐先生主持发掘出了元大都，再现马可波罗笔下的国际大都市，这是中国第一次对古今重叠类型城市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他总结出的复原古今重叠型城市布局的考古方法，成为进行唐宋以后这一类型城市考古所使用的主要方法，对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在20世纪下半叶，先生在规划主持“文明起源课题”这一重大学术活动时，对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方法、途径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凭借这些再现人类文明的辉煌成就，徐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末便成了中国考古界的旗帜性人物，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组考古学组长、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等职务。此外，先生还担任着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顾问组成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考古美术系访问教授、台湾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在历史学、《燕京学报》副主编等学术和社会职务，可见先生涉猎之广，学识之渊博。

更多的人知道徐苹芳，是因为他在文保领域的坚持和大声疾呼。他的“经济建设要给遗产保护让路”和“无论什么情况下，保护都是第一位的”等旗帜鲜明的观点一直被文保界称道。徐先生敢言，更加敢于坚持，如果中国文保界要列出一个队形的话，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前锋之一。一次某部部长主持召开专家会，大讲保护的成绩如何如何，然后请专家们发言。全场无语，徐先生率先打破沉默，他说，与其讲成绩，不如讲问题，我们犯的错误太多了，教训也太惨痛了。我来参加会，不是来歌颂成绩的，主要是讲问题。虽然话有些难听，但我还是要讲，能够总结教训，才是最大的成绩。面对城市遗产的破坏，先生总是义无反顾的站出来。从2009年到2010年春节，天津文保的三件大事都得到了徐先生的鼎力支持。先是五大道保护，然后是我们主持召开的第二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天津论坛，最后是铃铛阁马家店遗址和王家大院的保护。期间徐先生多次指出，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应该严格从城市历史出发，不能哪里现状好，哪里破坏压力小，就图省事保护哪里。天津其实就是几大块，老城区、租界区，要真正落实整体保护，不要学上海，要学是天津城市发展的历史。这些金玉良言，对天津震撼极大，能否真正被听取和落实，要看手中掌握权力的后来者，但天津无疑应该感谢先生。

我与徐先生的交往，真正密切起来，是这两三年的事。诚实地讲，此前我是不敢靠近先生的，由于一种非常强烈的敬畏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我自己也说不清。直到今年初，清华大学的陈志华教授听了我的感受后，才笑着为我揭开谜底。他说，徐先生这样的学者身上有一股严谨得让人肃然起敬的学术精神。陈教授的总结简直太贴切了。2009年，徐先生应邀来津参加我们主办的“天津论坛”。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要评审出当年的十大文保新闻事件。徐先生听说后，毫不留情面指出这样不可行，理由有二：首先是会议主办方不具备评审资格，然后是评委都是文保界的，不能闭门造车。此时距离会议开幕，仅仅还有不到一天。听了徐先生的意见后，我们果断拿下这项议程，虽然多少影响了会议的进程，但这确实避免一次不必要的事故。再有一次是，我起草了一份对于天津名城保护的呼吁书，请先生签署。徐先生看后，立即给我电话，说千万别发出去，时机未到，不要打草惊蛇。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真验证了徐先生的预言，准确的说是先生保护了我，否则我可能再次成为众矢之的。

最后一次和徐先生长谈是去年9月。关于某地的文物保护问题，谢老、宿白先生、徐先生、张忠培先生和黄景略先生要上书中央。谢老将书信起草完毕后，我承担了跑腿工作。那次，徐先生签完字后，和我谈了很长时间，当时他最关心的是我的处境。我还记得，徐先生当时连续用了几个“他们敢”，来表示对我的支持。临别时，他一再叮嘱我，保存实力，要以谢老为榜样，学会战斗策略。斯情斯景，就在眼前，然而我却没和先生说一句让他也保重的话。想起09年，先生参加我们主办的“天津论坛”时，曾语重心长的说了一句话：“我们这些人，活着干，死了算！”

这两天，我一直在找先生生前送给我的几本书，却无论如何也寻不得，找不到了。先生走了。几次拿起电话，但一想到温文尔雅的徐师母和东四那座小四合院，我不忍心再去打扰。先生走好！

                                        穆  森   2011年5月25日

                                           于津门清真水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