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为《天津记忆·庚寅秋季号》序言

     我们的《天津记忆》六十六期了，很吉祥的数字，也确实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大事。按惯例，《天津记忆》的春夏秋冬四季号的序言都是由我来写，所以总有一种冷暖自知，不足向外人道的感觉。然而这次我的心境突然变了，很想和大家分享点什么，分享点大家对《天津记忆》的点点滴滴记忆。

    我这里所说的“大家”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如周汝昌、谢辰生、来新夏、罗哲文这样的大学问家，一是指你我他，所有《天津记忆》的普通读者和编者。我已经记不住，这六十六期《天津记忆》经我之手送过多少人了。我能记住的，现在只要过一段时间，我没有主动送《天津记忆》，就有人打电话询问索要。我已经记不住，我向大家赠送《天津记忆》第一期的忐忑。我能记住的，如今每当我拿出《天津记忆》的自豪。

    第一次让我深切感到《天津记忆》长大了、成熟了的是，去年春节前我到国家文物局张文彬老局长家去拜年，顺便送上近期的《天津记忆》。张局长居然可以顺口说出以往《天津记忆》的内容、期数，“你们第一本年刊是16开的蓝本”。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老局长曾任河南社会科学院院长，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过目的学术刊物应是举不胜举，竟然会对我们刚刚开始印行不到两年的一本内部资料青睐有加。不仅如此，老局长还要主动帮我们宣传《天津记忆》，询问《天津记忆》的印行情况，为《天津记忆》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帮助。

    无独有偶，我在《新京报》上看到了，古建泰斗罗哲文先生在讲到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时说：“某种程度上讲，我们都是志愿者。天津有很多志愿者，他们自己深入调查并向政府反映情况，做了很多工作，我个人是非常支持他们的。文保工作必须依靠群众才能有生命力，需要他们的监督，也能降低文保部门的压力。”回想起，罗老受聘团队顾问，第一次收到《天津记忆》时，曾拉着我的手说：“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吗？”心中的温暖又要陷入无法向外人道哉的境界了！

    这两年多，我多次在谢辰生先生、陈志华教授的书桌上看到《天津记忆》，多次在媒体和学术会议上看到大家对《天津记忆》的鼓励。更多的是，相识的、不相识的朋友通过不同渠道求阅《天津记忆》。

    其实，如果没有大家，没有你我他，哪会有《天津记忆》呢！

                                                          老穆  2010年10月28日凌晨

                                                              于津门清真水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