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打红记 

冯永锋

2002年5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到兰州大学去采访一个物理学教授。采访完后，教授说兰州古代叫金城，你初到我们“金城”兰州，应该带你好好逛一逛。他问我有什么爱好，我说想去逛旧书店。兰州似乎没有旧书店，他想了半天，说，我带你去城隍庙吧，那里有个古董市场，也许会有些旧书摊。
　　城隍庙当地人称为“隍庙”，或者是“黄庙”，里面像个杂货市场，什么都卖；古董，多半是墓葬的出品，我感觉它们身上总带有一股凄惨之相和破败之气，看一看还可以，真要收纳到手头，总究有些不安。走着走着，旧书倒是看到几本，但书在这里已经染上了另外的气象，个个似乎都丧失了可读性，而成了像玉器一样供人把玩的“旧时代器物记忆”。书当然是有版本之美的，珍本善本秘本孤本，有很多收藏家在追逐。然而书对于我，首要的是读，而能读的书，一定是得平易近人的，如果摆出一副贵重的傲然，我宁肯弃它而去。
　　逛着逛着，突然看到西厢的回廊下，支着一个水牌，上面写着“秦音茶社”，列出几个角色的名字。秦腔我没正儿八经听过，我问教授，茶社里秦腔怎么听。他说，就是台上现场演，台下现场听。“但是很破旧，都是兰州的一些退休老人们在里面混时间。”演出的是些什么人呢？“演出的倒都是学秦腔的演员，他们每天都演。”
　　已经是下午三点了，我是第二天就要离开兰州的，所以无论如何我也要上去听听。向来我只相信，一种艺术，只有在民间挣扎时，这艺术才算有活力。学院里供养的，城市里设计的，殿堂上摆放的，甚至装裱起来挂在墙上的，多少都有些活得苍白。然而民间的东西往往又是泥沙俱下，血泪夹杂。演员们演得很辛苦，活得很劳累，场面也颇不雅观，捧场的观众更可能是些衰朽老人。然而，只要能够演下去，只要有人看，有人请，有人认同，那么这门艺术就肯定还有存活和延续的空间。
　　怀着这些美好的理念，我和教授跨进了茶社。十几排粗帆布躺椅，两块钱一杯茶，交了钱，倒上茶，椅子边马上摆个开水瓶，方便你自己续水。随便找个座位，半靠半躺，我们开始听戏。
　　听到半截儿我就走神了，演员们出出进进，有的画了半张脸，有的则干脆就穿着休闲服空着脸唱，有些则浓妆重抹，弄得很严肃。台上有人唱的时候，他们也照样掀开帘子从边侧上台下台，端盆子去洗脸，或者拎着箱子从老板那领完收入走人。伴奏的人衔着烟，脸上堆着那种宽容而戏谑的笑。
　　更吸引我的地方是在舞台和观众席之间的右上角。那里摆着一张课桌，一个男人在学生作文本上记着什么。他是竖着坐的，正好与观众席垂直，锐利的眼光时不时扫描着全场。桌子的靠右边，有一堆床单。
　　是的，是床单，是许多人非常习见的那种粉红色床单，是中国所有的家族可能都用过的那种廉价床单。每张折成一尺来长半尺来宽，足足有二三十张。
　　一个刚刚上了一半妆的女孩走过来，给我和教授续了水，然后低下头，对我们笑着说:“呆会我给你们唱一段，你们给我打个红吧？”
　　教授回脸看了看我，知道我是个心软的人，就答应了。于是女孩放下我们，去给其他的听众续水。茶社里坐得稀稀拉拉，她能够续上水的人，也没有几个。
　　不一会儿，台上唱的人唱完了，女孩上去调了调话筒，目光似乎在我们脸上停留了片刻。开始唱了一段。唱到半中间，教授突然就举起手来，桌子边的那个男人，抓起一个床单，往她脚上扔去。另外又有两三个人举了手，一个一个地，她脚上扔了四五个床单。
　　女孩正唱着呢，另外一个女孩又坐到我们身边，要给我们续水。我们的杯子是满的，她只能象征性地抬了抬水壶。然后也对我们说:“呆会给我打个红呗。谢谢了。”
　　说实话，一开始我没怎么听清什么叫“打红”，我甚至以为是“搭红”，“打哄”，自己估摸着以为在有人叫好的时候，跟着起哄似的叫好几嗓子。教授懂得也不太多，但他知道，这个床单就是“红”，打个红，就是资助她们一块床单的意思，类似“支持点盐巴钱”，红钱不算多，打一次，十块钱。只要举了手，那边叫记下了，走的时候，一块儿算账。
　　我真是个心软的人，还把心软账算到了教授身上。最后，每一个过来要求打红的演员，我几乎都答应了。有些个来了一轮的，还要求再打第二轮。答应了这个，不答应那个，似乎都不好，最后教授有点沉不住气了，满场的人也拿目光侧看我们。一个多小时后，教授以要赶紧回去吃饭为由，带着我仓促离场。那个男人过来算账，一共打去了180元。他们如何分配我不太懂，据说每打一次红，老板和班子得六块，演员得四块。
　　此后我总想找个机会，好好地与兰州的秦腔演员们混一混，看看他们的日子，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因此从兰州回来后的这几年间，每一想到“打红”，我的心里就又难过又欣喜。
　　2006年8月，因为调查甘肃的污染情况，进而为“中国环境危机与监管机制对策”报告提供些素材，我和一些同行又来到了兰州。循着四年前的记忆，我摸索着来到了城隍庙。秦音茶社仍旧在三楼，一开始我都没找见，后来经人指点，才绕回来，看到红底白字的水牌仍旧立在那里。歪歪扭扭的字，还是写着几个可能是当地的名角。
　　茶仍旧是两元一杯。刚刚坐下，马上就有目光朝我们看来。我们的旁边坐着两个当地的老人，他们退休了，一会儿昏睡一会儿清醒，对来找他们的演员爱理不理。茶社的后半部分，摆着几桌麻将桌，麻将牌的磕碰声清脆入耳，几乎所有的人都抽着烟。我们仍旧是心慈手软，而且确实不懂得各个角色的底细，甚至不太分得清谁的唱功好谁的扮相精彩。有人过来要求打红，只要是觉得好听的，我们就答应。结果一口气打了五十块钱之后，坐在旁边的两位老人惊醒了，他们略带讥笑，略带不满地对我们说:“你们不要乱打红，给唱得不好的人打，那么唱得好的人怎么办？场里有一些人，专门为捧某个角儿而来的，你们乱打红，可能还乱了他们的阵脚。兰州这个地方，乱着呢。你们要小心些。”他们的兰州话口音很重，但我们还是听出了他们的不屑和不满，关心和善意。于是我们赔着笑脸，又一次仓促离开。
　　然而我们又不死心，兰州有很多茶社，据说文化公园里茶社和唱秦腔的场子更多。过两天，我们抽空赶到了文化公园。来得早了一点，文化公园全被茶社所瓜分了，好像原来是一个庙。家家户户的茶椅联在了一起，都是那种半躺半靠的粗绿色帆布椅。我们择了个座位坐下，水牌就刷在墙上。上面列着下午三点开场后的剧目和演员的名字。
　　喝茶的场地不是听戏的场地，三点钟，我们入场坐下后，重新买茶买座。这是一间两三百平方米的室内场馆，上午开舞场，下午才唱秦腔。有了前两次的教训，我们的心变得坚硬起来，耳朵也听得更认真，眼睛也辨得更仔细。我们发誓一定遇上最优秀的演员才打一个红。
　　整个下午有十个剧目左右，听到第七个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位年轻女演员唱得不错，演技也不错，而且比有些人认真。于是就给她打了一个红。刚刚打完，一个女孩就拢过来，坐在我们身边，说，呆会儿也帮个忙，给我打个红呗；你不能光支持她，也支持支持我吧，我们混饭吃，不容易。那眉眼之间，有带着笑容的哀求，也有夹着暗示的强迫。这块场地有些自由，秦腔唱了一轮，流行歌曲也可以唱一轮，跟过门和中场休息似的。刚才我们就听她唱过了，大概原来是学过秦腔的，可惜练习得不好，唱个流行歌曲都走调，所以她走遍全场，给所有的人都续了水，倒了啤酒，抬了抬瓜子碟，也只是得到一两个红；有一次只唱了半段，原本答应她的老人就要求她下台了，她强撑着、赖着，唱完了才肯下来。
　　有时候老板娘也上去唱。这时候打红的人就多了，而且不是粉红的床单，似乎是暗红的绸子。打的时候也不是扔在地上脚边，而是像挂哈达似的，献在她的脖子上。这种红绸子似乎也用来给伴奏的人打，有一个拉二胡的，一度脚下就有两块这“绸缎红”。如果台上是一场折子戏，三五个演员一块演，打红的人就要说清楚，是给每个人都打一个，还是只打给特定的某个人。
　　我们心硬横着，不肯答应那个女人的要求。这时候我们觉得唱得好、演得活的那个女孩端着盆下去水龙头边卸妆，经过我们身边时，对我们表示感谢。聊了几句，她说她还要学习，尚未学成出师。我突然想，如果她和她的姐妹们愿意，晚上请她们一起聊一聊。女孩答应一会儿问一问，端着盆就洗脸去了。
　　过了好长时间，那个女孩来了，说对不起，我们人太多了，不好意思麻烦你们。我们说，没关系啊，你们有几个人？她说有五六个。我们说那不算多。于是那个女孩又说好吧，我回去问问。
　　最后都散场了，那个女孩也没有问回来，一直在和坐在场外的几个中年男人在那商量着什么。最后女孩转回身来，对我们说:“不好意思，我们的班主不让。”我们说:“把你们的班主一块儿叫上吧？”她说:“他们不会同意的，他们现在不愿意让我们与外边的人有太多的接触。”
　　看她那满脸无奈的样子，我们脑中疑云密布。难道这些学艺的孩子，还受着人身控制？或者她们像万恶的旧社会那样，受着班主的盘剥？
　　老板娘正好在我们身边，靠着暗绿色的铁栏杆抽着烟，与其他的几个人聊天。她其实还很年轻，最多四十岁，却有着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和一张因为抽烟太多而略显黑红的嘴。她手下员工正忙着洒水，扫地、收椅子，其他的茶社也大部分都把椅子收起了，垃圾也归拢在一块了，场子里空空落落的，原来庙里的那些碑，在傍晚暗光下分外的显眼。老板娘说:“我原来就是唱秦腔的，后来开了这个茶社，给姐妹们有个找饭吃的地方。”
　　“唱秦腔的难道都不是当地人？”我下意识地追问了一句，因为我记起四年前，有一个女孩说过，她是在陕西咸阳的秦腔学校里学的艺。
　　“是的，兰州所有唱秦腔的人，都是我们陕西人。”一时间，我们看出来了，老板娘有着丰富的秦腔阅历，我们打定主意，下一次一定得和她好好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