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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醉酒狂草书 挥毫落纸如云烟  转

(2012-08-04 22: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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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http://img.ifeng.com/hres/200904/10/11/c26332aa21428a757b45321979e2512b.jpg挥毫落纸如云烟  转" TITLE="张旭醉酒狂草书 挥毫落纸如云烟  转" />

唐·张旭《古诗四帖》辽宁省博物馆藏

狂草,是书法向自由表现方向发展的一个极限。汉字的起初功能是实用,加上艺术的成分就形成了书法。而书法要表现个性的自由,文字的辨读开始模糊,有点近似山水画家的泼彩泼墨了。

非常喜欢张旭的《古诗四帖》,它让我看到了变化无穷充分展现复杂的内心世界的艺术震撼力。

张旭生逢盛唐。杜甫有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斑斑,男耕女桑不相失。”——这是一幅何等强盛富庶的社会图景。其时,唐玄宗收复沦陷已久的辽西十二州,西域重镇碎叶重新回到唐朝的怀抱,漠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向唐称臣,安北都护府得以重建。“开元盛世”创造的太平安定局面,同时也培植了当时文化人一种要求自由、发展与解放的精神,“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坐标鼓起多少文士诗人的理想风帆。李白是“仰天大笑出门去,快马著鞭向长安”的满怀信心,杜甫则“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踌躇满志……

时光恍如梦幻一样地飘过。3年以后,李白失望地走出了长安。杜甫科举落第以后,在长安到处流浪,过着“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张旭似乎比李杜好不了多少。他的好友李颀在《赠张旭》中说:“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应该属于他的真实写照。终其一生,也不过是做了相当“七品”之类的小官——太子左率府长史。从实现人生价值与理想的角度看,张旭显然是有着极大的失落感的。唐朝的文人有一个习气,不能做官积极用世,往往改换另一种方式,由儒而入道入佛,追求精神的自由。当张旭仕途不畅无法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时候,他的精神足迹却在酒和书法中找到了栖身之地。

杜甫在酒中发现了张旭:“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一个无视礼教不顾身份借酒挥毫的草圣。

唐代书法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书壁,从文人书斋的小天地中解放出来,直接在粉墙上或是贴了绢素的墙壁上书写,其难度远胜于在书桌上挥毫。开元年间,唐玄宗驾幸东都洛阳,正好大画家吴道子、大将军裴旻、大书家张旭凑在了一起,兴会空前。皇帝一时高兴,命他们各陈其能。于是裴旻剑舞满堂势一曲,张书狂草一壁,吴画人物一壁,都邑人士,一日之中,获睹三绝,大饱眼福。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舞者、书者、画者与观赏者互动的热烈气氛,从此以后不复见到了,一时传为千古佳话。

更有甚者,张旭每至酒酣,常常口出狂言并以头濡墨(古人蓄发),然后用手抓住饱蘸浓墨的长发,狂呼大叫,在粉壁和屏障上东涂西抹。那是酒与书的联袂狂欢,线条的舞动如风如龙如疾驰的野马。一笔狂草,满壁纵横,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字,已经不重要了,人们欣赏的是一种惊世骇俗的表演——酒神的舞蹈——线的舞蹈、肢体的舞蹈、灵魂的舞蹈。

酒是好东西。天子赐酒,美人劝酒,曹操煮酒,刘伶醉酒,陶潜菊酒,贺知章金龟换酒……千般万种的人生滋味,也因了酒的滋润而芳香四溢。然而,酒之于张旭,又何为呢?酒,可以哭、可以笑、可以醉、可以解忧、可以消愁……他借酒袒露自己的自由个性、怀才不遇的郁闷和牢骚,也借酒开创了醉中狂草的特有书风,掀起了中国书法史上浪漫主义的第一次浪潮。

《新唐书》里另有一段记载:张旭“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是啊,没有酒,哪来的张旭神奇的狂草?因为酒,潜意识中压抑的、积藏的、生命之原始的、本能的,都一股脑地抖了出来,再也没有顾忌,一切规律、偶然,平日必须遵循的法则都被踏倒、推翻,精神获得了大解放。张旭举起了酒杯,喝着,然后跳着、喊着、舞着,把所有的生命力、创造力都灌注进去,这样的作品怎不泣鬼神而惊天地呢?

为张旭草书作理论上的精彩总结,应该是唐代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他在序中说:“往时,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历史上没有人像韩愈这样把主体性情对书法创作的重要作用强调得这么具体,这么实在。他高举的是书法“形其哀乐,达其性情”的抒情旗帜。决定书法艺术高下的,不在技巧,我赞同韩愈的观点。但是,遗憾的是:他丢开了酒。也许,昌黎先生不喝酒。

 

狂草逸诗舒卷云烟 张旭没耐性写律诗

 

山光物态弄春晖,
莫为轻阴便拟归。
纵使晴明无雨色,
入云深处亦沾衣。

——张旭《山中留客》

  张旭是唐代的大书法家,他的草书代表了盛唐书法艺术的最高成就,和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并称为唐代“三绝”;张旭又是盛唐的著名诗人,他“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与贺知章、包融、张若虚被誉为“吴中四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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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古诗四首》(局部),传为张旭所作

  张旭现存的六首诗都是绝句,这与它善作“狂草”有关。张旭好酒,常于醉后叫呼狂走,索笔挥洒,甚至以发濡墨而书,“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唐李肇《国史补》),时人号为“张颠”。这样一位“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李颀《赠张旭》)的书法家写诗,自然少有耐性写篇幅恢宏的五、七言歌行,更不愿受格律束缚,去写平仄和对仗要求极严的律诗。

  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曾指出:张旭的草书,是他的“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等诸种思想情绪,蕴蓄于心而借草书宣泄而出。五七言绝句篇幅短小,适于表达一刹那的灵感兴会,以随情涉笔、言近旨远、意境浑朴自然为尚。显然,这种轻快灵便的新诗体最吻合这位“草圣”兴会淋漓、大笔挥洒的艺术个性,有利于他把书写狂草时那种“回眸而壁无全粉,挥笔而气有余兴”的雄风快意带进诗歌创作。

  张旭挥动一支写意传神的妙笔,勾勒出一幅幅形象鲜明、意境美妙的风景画卷。画中的山水境象奇伟空阔,充溢着动态美和豪放、飘逸的情致,尤如作者那一帖帖体势连绵、笔意飞动、雄劲而潇洒的草书。身处大唐盛世,张旭却终生沉沦下僚,仅当过官小职卑的常熟尉和金吾长史。但他仍傲世自高,浩然自得。为了追求精神解放、个性自由,他优游林泉,流连山水,并将其“壮猷伟气,一寓于毫牍间”。

  韩愈说张旭“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送高闲上人序》)。可见,张旭的景物诗和草书创作,都从自然界的生命运动变化中获得灵感兴会,并吸取美的意象,都表现出他对自然美的锐敏感受力和丰富想像力。两者是彼此沟通的。

  杜甫赞赏张旭作草书是“挥毫落纸如云烟”(《饮中八仙歌》);而张旭的诗同样是满纸烟雨迷离和云雾空濛,很少有艳丽的色彩。《山中留客》虽然先展现和煦阳光下的明媚春山,但紧接着便飘来几缕阴云,最后更把人引向云封雾锁的高山深谷。

  张旭不是画家,他对于色彩的感觉不如王维细腻微妙。他是一位仅凭挥笔运墨就能得天地造化之“意”与“神”的书法家,他太习惯也太喜欢水墨黑白这种独特的视觉艺术了。在他看来,草书中的墨的世界,完全可以反映出五色续纷的有生命的现实世界了。

  构思新颖巧妙,意境幽深雄秀,韵味含蓄悠远,也是张旭诗鲜明的艺术特色。这同他的草书风格更是相互渗透的。颜真卿曾两次向张旭学书,他的《张长史十二意笔记》详细地记录了张旭对于书法的美学追求。张旭谆谆指点他,作书须有“巧思”“布置”。从现存张旭的《古诗四帖》看,他的草书狂放不羁,奇怪百出,变化莫测,却有深严的楷法基础,点画皆合规矩,结体严谨而能自出新意;章法上既有“孤蓬自振,惊沙坐飞”的雄劲、飞动气势,又随处顾盼呼应,布置合宜。读之,使人感到作者胸襟舒卷,气韵流溢,有无穷情趣。张旭草书的这些艺术特色已被他巧妙而自然地融入诗中。

  最主要的是,张旭的诗歌与书法共同显示出作者狂放的个性,浪漫的气质,纵横的才情,俊逸的风采。杜甫赞张旭的草书“俊拔为之主”,“逸气感清识”(《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苏轼也说:“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书唐氏六家书后》。(文/陶文鹏)

 

落纸如云烟——张旭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杜甫笔下的张旭,活脱脱的展现在我们眼前,他的神采一直为世人所倾倒。

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吴郡(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李白、贺知章相友善,杜甫将他三人列入“饮中八仙”。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因他常喝得大醉,就呼叫狂走,然后落笔成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又有“张颠”的雅称。后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其笔法,也以草书得名,并称“颠张醉素”。唐文宗曾下诏,以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又工诗,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

张旭的书法,始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以草书成就最高。他自己以继承“二王”传统为自豪,字字有法,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其状惊世骇俗。相传他见公主与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之意;在河南邺县时爱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并因此而得草书之神。颜真卿曾两度辞官向他请教笔法。张旭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把满腔情感倾注在点画之间,旁若无人,如醉如痴,如癫如狂。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之:“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这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的真实写照。难怪后人论及唐人书法,对欧、虞、褚、颜、柳、素等均有褒贬,唯对张旭无不赞叹不已,这是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

传世书迹有《肚痛帖》、《古诗四帖》等。

 

张旭草书《古诗四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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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15/middle/62976b1fx7fce26f452fe&690
http://s7/middle/62976b1fx7fce2911edf6&690 张旭草书《古诗四帖》

  《草书古诗四首》,辽宁省博物馆藏,墨迹本,五色笺,凡四十行,一百八十八字。传为张旭狂草之作,极为珍贵。其内容,前两首是庾信的《步虚词》,后两首是南朝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四五少年赞》(疑为伪托)。通篇笔画丰满,绝无纤弱浮滑之笔。行文跌宕起伏,动静交错,满纸如云烟缭绕,实乃草书颠峰之篇。今人郭子绪云:“《古诗四帖》,可以说是张旭全部生命的结晶,是天才美和自然美的典型,民族艺术的精华,永恒美的象征。”

释文:
  东明九芝盖,北烛五云车。飘飖入倒景,出没上烟霞。春泉下玉霤,青鸟向金华。汉帝看桃核,齐侯问棘(原诗为枣)花。应逐上元酒,同来访蔡家。
  北阙临丹水,南宫生绛云。龙泥印玉简(原诗为策),大火练真文。上元风雨散,中天哥(原诗为歌)吹分。虚(原诗为灵)驾千寻上,空香万里闻。
  谢灵运王子晋赞
  淑质非不丽,难之以万年。储宫非不贵,岂若上登天。王子复清旷,区中实譁嚣。喧既见浮丘公,与尔共纷繙(翻)。
  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
  衡山采药人,路迷粮亦绝。过息岩下坐,正见相对说。一老四五少,仙隐不别可?其书非世教,其人必贤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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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收藏家鄞人丰坊(道生)跋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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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跋尾

延伸阅读

张旭:开创醉酒狂草书风


狂草,是书法向自由表现方向发展的一个极限。汉字的起初功能是实用,加上艺术的成分就形成了书法。而书法要表现个性的自由,文字的辨读开始模糊,有点近似山水画家的泼彩泼墨了。
非常喜欢张旭的《古诗四帖》,它让我看到了变化无穷充分展现复杂的内心世界的艺术震撼力。
张旭生逢盛唐。杜甫有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斑斑,男耕女桑不相失。”——这是一幅何等强盛富庶的社会图景。其时,唐玄宗收复沦陷已久的辽西十二州,西域重镇碎叶重新回到唐朝的怀抱,漠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向唐称臣,安北都护府得以重建。“开元盛世”创造的太平安定局面,同时也培植了当时文化人一种要求自由、发展与解放的精神,“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坐标鼓起多少文士诗人的理想风帆。李白是“仰天大笑出门去,快马著鞭向长安”的满怀信心,杜甫则“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踌躇满志……
时光恍如梦幻一样地飘过。3年以后,李白失望地走出了长安。杜甫科举落第以后,在长安到处流浪,过着“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张旭似乎比李杜好不了多少。他的好友李颀在《赠张旭》中说:“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应该属于他的真实写照。终其一生,也不过是做了相当“七品”之类的小官——太子左率府长史。从实现人生价值与理想的角度看,张旭显然是有着极大的失落感的。唐朝的文人有一个习气,不能做官积极用世,往往改换另一种方式,由儒而入道入佛,追求精神的自由。当张旭仕途不畅无法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时候,他的精神足迹却在酒和书法中找到了栖身之地。
杜甫在酒中发现了张旭:“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一个无视礼教不顾身份借酒挥毫的草圣。
唐代书法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书壁,从文人书斋的小天地中解放出来,直接在粉墙上或是贴了绢素的墙壁上书写,其难度远胜于在书桌上挥毫。开元年间,唐玄宗驾幸东都洛阳,正好大画家吴道子、大将军裴旻、大书家张旭凑在了一起,兴会空前。皇帝一时高兴,命他们各陈其能。于是裴旻剑舞满堂势一曲,张书狂草一壁,吴画人物一壁,都邑人士,一日之中,获睹三绝,大饱眼福。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舞者、书者、画者与观赏者互动的热烈气氛,从此以后不复见到了,一时传为千古佳话。
更有甚者,张旭每至酒酣,常常口出狂言并以头濡墨(古人蓄发),然后用手抓住饱蘸浓墨的长发,狂呼大叫,在粉壁和屏障上东涂西抹。那是酒与书的联袂狂欢,线条的舞动如风如龙如疾驰的野马。一笔狂草,满壁纵横,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字,已经不重要了,人们欣赏的是一种惊世骇俗的表演——酒神的舞蹈——线的舞蹈、肢体的舞蹈、灵魂的舞蹈。
酒是好东西。天子赐酒,美人劝酒,曹操煮酒,刘伶醉酒,陶潜菊酒,贺知章金龟换酒……千般万种的人生滋味,也因了酒的滋润而芳香四溢。然而,酒之于张旭,又何为呢?酒,可以哭、可以笑、可以醉、可以解忧、可以消愁……他借酒袒露自己的自由个性、怀才不遇的郁闷和牢骚,也借酒开创了醉中狂草的特有书风,掀起了中国书法史上浪漫主义的第一次浪潮。
《新唐书》里另有一段记载:张旭“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是啊,没有酒,哪来的张旭神奇的狂草?因为酒,潜意识中压抑的、积藏的、生命之原始的、本能的,都一股脑地抖了出来,再也没有顾忌,一切规律、偶然,平日必须遵循的法则都被踏倒、推翻,精神获得了大解放。张旭举起了酒杯,喝着,然后跳着、喊着、舞着,把所有的生命力、创造力都灌注进去,这样的作品怎不泣鬼神而惊天地呢?
为张旭草书作理论上的精彩总结,应该是唐代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他在序中说:“往时,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历史上没有人像韩愈这样把主体性情对书法创作的重要作用强调得这么具体,这么实在。他高举的是书法“形其哀乐,达其性情”的抒情旗帜。决定书法艺术高下的,不在技巧,我赞同韩愈的观点。但是,遗憾的是:他丢开了酒。也许,昌黎先生不喝酒。

 张旭、怀素草书《浅谈成就狂草大家的条件》

 

二、书家自身的修养造诣是写好草书的最主要因素
综观书法发展史,历史上对后世影响巨大的草书大家,大部分都是身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大背景条件下,自身能够致力于书法研究,在研究继承古人先哲技法的基础上,自身感悟理解,勤学苦练靠灵性,靠自身修养造诣登入了草书艺术的殿堂。
我们不妨分析历史上成就著着的草书大家——
1、狂草大家“张旭”
张旭字伯高,吴郡(今苏州吴县)人,初任常熟县尉,官至左辛府金君长史,世称“张长史”,生于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卒于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享年84岁。
①、张旭学书
张旭的母亲陆氏,是初唐著名书法家陆柬之的侄女,陆家世代习书陆柬之的儿子陆彦远也是一名书法家,他是张旭的堂舅,张旭少年时就跟随堂舅习书,可以说是秉承家教,从小经历严格的训练及士族家庭的环境影响,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熏染,接受了良好的家教,他的书法主要得益于陆彦远,也是和智永、虞世南一脉相承,属于二王书法,从传于今的楷书《郎官石柱记》可以看出,其楷书规矩至极,功力深厚。张旭是词科出身工诗书,由于其草书名大而把诗词名气遮住,其实唐玄宗开元与会稽贺知章,润州包融,扬州张若虑以诗文名天下,人称“吴中四士”张旭的诗不象他的草书那样颠狂,而是语言平易清新,俊逸,感情质朴,世存诗六首,以《桃花溪》最为著名。
张旭生活的时代大部分在唐朝开元、天宝年间,这一时期大唐经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繁荣,国力充实,张旭顺应时代,加上他勤奋好学,诗词文化底蕴深厚,对汉晋书法苦练习研,勇以创新,成为一代狂草大师。
②、张旭狂草评说
张旭的遗墨,在宋明间还有《郎官石柱记》、《奇怪贴》、《贺八清鉴贴》、《酒德颂》、《宛陵贴》、《春草贴》、《肚痛贴》、《断千文》、《古诗四贴》等传世。然而今天令我们最遗憾的是,墨迹全无,仅有《郎官石柱记》、《肚痛贴》、《断千文》的拓本及尚有争议的《古诗四贴》流传。《郎官石柱记》,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刻,陈九言撰。原石早已被毁,存世仅有明王世贞所藏原石宋拓孤本,此楷书贴真品无疑。“现存西安碑林的《肚痛贴》和《断千文》(亦称《千文残字》),都是根据张旭的真迹,在宋初上石的。”(韩玉涛《写意之尤》),明王世贞曾跋:“张长史《肚痛贴》及千文数行,出鬼入神,惝恍不可测。”《古诗四贴》,宋《宣和书谱》曾列为刘宋间谢灵运所书,明董其昌定为张旭所书,当代韩玉涛先生则认为是后人临写本。此贴明丰道生题跋:“行笔如从空掷下,俊逸流畅,焕乎天光,若非人力所为。”董其昌题跋:“有悬崖坠石,急雨旋风之势。”张旭遗迹虽少,但弥足珍贵,它使今人有幸看到盛唐狂草的真面。韩玉涛先生在《中国书学》里说,它们的存在是“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珍宝,也是中国哲学史的无限宝藏”。
张旭草书笔法通畅,深厚沉着,笔势雄健,极为自然,具有草书本色,以狂草得名,正如韩愈《送高闲上人序》里所说“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爱悲愉失,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花石,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终其身而名后世”。唐李肇《国史补》书中说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于崔邈,颜真卿。亲眼见过张旭作草的诗人皎然仔细地记录下了这一史实:“先贤草律我草狂,风云阵发愁钟王。须臾变态皆自我,象形类物无不可。阆风游云千万朵,惊龙蹴踏飞欲堕。”(《全唐诗》)。这里,张旭把钟王,主要是大王的草书,叫做“律”,把自己创造的草书,叫做“狂”,这是何等的胆识和气魄呀!一个“狂”字代表了张旭的审美理念,也代表了他所坚持的创作纲领。“狂”的含意,一是“率意”,二是“奇怪”,三是“可畏”。惟其此,才能“顿挫郁屈,气踏欧虞”(董其昌语)。张旭的“狂”不是佯狂,他是于变动不居,雄浑深沉的大自然中,仰观俯察得到大彻大悟的狂。他自己说:“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师而为书,得奇怪焉。”又说:“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国史补》),“孤蓬”、“惊沙”的壮观,是一种狂风暴雨,升天入地的旋律。“剑器”即西河红绸舞,这舞蹈,这红绸,是纯线的飞扬,正是狂草的笔致。因此,张旭“草书长进,豪荡感激”,“浏漓顿挫”(杜甫语),于草书领域里创造了不同于前人的崭新的旋律美。从古至今,中国文人把书法艺术视同音乐,视同舞蹈,“笔歌墨舞”恐怕人人都会脱口而出,但是,能够真正飞笔写气吞山河,表尽达意的还是张旭创造的狂草艺术能够达到此意境。《唐书本传》称:“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文宗时,诏以李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其中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书法世人都有不同的评说,唯有张旭世人未曾有异意,今认其书法成就为世代“草圣”。唐《吕总续书评》云:“张旭草书,立性颠逸,超绝古今。”宋《海岳评书》曰:“张旭如神虬腾霄,夏云出岫,逸势奇状,莫可穷测。”苏轼说:“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宣和书谱》称:其草书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者也。《东观余论》曰:“观张旭所书千文,雄隐轩举,槎卉丝缕,千状万变,虽左驰右鹜,而不离绳矩之内。”明宋濂说:“殆类鬼神雷电不可测度,其真所谓草圣者也。”明项穆讲:“伯高世目为颠,然其见担夫争道,闻鼓吹,观舞剑,而知笔意,固非常人也。”历代诸论足见张旭成就显著,对后世影响深远。
③、张旭与“酒”
张旭的草书除了他自己下功夫苦练外,还有一点重要的因素就是“酒”的作用,张旭与酒结缘,嗜酒如命,在酒精的刺激作用下,他恣性挥毫,纵意挥洒,直至物我两忘,唯有翰墨飞扬,这是一种一般书写者难以达到的一种境界,是一种冲破世俗理念和束傅师法自然,在书法中张扬着诗意的酒神精神和道家超然物外的逍遥所在,是一种让狂草艺术达到一个极高的审美高度的使然,《国史补》中说:“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揾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张旭平生与著名诗人贺知章,李白交往甚密,还是酒友与李进、李适之、崔宗之、李晋、焦循并称“酒中八仙”。杜甫在《饮中八仙歌》里也咏出“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的赞美诗句。
2、醉草大家“怀素”
怀素,(公元737——公元799)湖南零陵(今湖南长沙人)字藏真,怀素俗姓钱,他的伯祖即他父亲的伯父,是一个出家为僧的法师,他的法号是惠融禅师。喜欢书法,他学的是初唐著名书法家,同时也是湖南同乡的欧阳询的书法,水平很高,书名远近皆知,怀素自幼喜欢书法与这位伯祖应该说是有一定关系。
怀素生卒年有二说:一为生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卒于贞元元年(公元785年)二说生于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卒于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但从与怀素相过从者的诗歌等史料来推测,后一说法比较妥当。如钱起(公元722年——公元780年)有诗称怀素为外甥,而有人考证说怀素姓钱,他母系姓刘,与钱起不是甥舅。又《自叙贴》中称钱起为“从父”(堂叔),钱起说话的语气也带长者口吻,二人不像只差3岁;又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赦回,过零陵与怀素遇,作《草书歌行》说“少年上人号怀素……”,若怀素生于公元725年,时已三十有五,似乎不宜称“少年”;再则在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后怀素西游入秦,经岳州遇诗人马云奇,马诗《怀素师草书歌》记:“怀素才年三十余,不出湖南学草书。”显与生于公元725年不合。从怀素书迹中,《自叙帖》署“大历丁巳年”,为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圣母帖》署“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小草千文》署“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若怀素死于公元785年,则后二帖均属伪帖,但至今未见有人称为托者。所以说怀素生于公元737年,卒于公元799年(63年)或稍后比较合适。这就是我们说怀素生于公元737年,卒于公元799年,享年63岁的理由。
①怀素学书
怀素幼入佛门,为唐玄宗三藏法师弟子,唐朝佛教盛行,大兴写经之风,在这种风气下,诱发起怀素对书法的爱好。他入寺不喜佛事,却爱书法,少年时书名就名噪当时,以至“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李白语)。怀素练字非常用功,陆羽《怀素别传》说他“无纸可书,尝于故里种芭蕉万余株,以供挥洒,书不足,乃漆一盘书之,又漆一方版,书之再三,盘版皆穿”。由于勤奋毛笔秃废很多,他将成堆的弃笔埋于山下,号曰“笔家”由此可见刻苦勤学之一斑,唐李肇《国史补》说怀素“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日笔冢”。《零陵县志》记载他以“小石池洗砚,水常黑为墨池”,可见他对于书法从小追求锲而不舍,勤奋苦练。怀素为了提高书艺,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从零陵出发,行万里路,求师访友,遍寻当时的书法名家求学。结交永州司户卢象,永州牧守王邑、潭州刺史张渭、御史许瑶,窦冀以及名绅朱遥、鲁收等名流骚各。他曾南下广州拜访当时的著名书法家徐浩,后又在张谓的引领下来到长安拜邬彤为师,邬彤是张旭的弟子,深得张旭笔法,张旭曾经告诉邬彤“孤蓬生振,惊沙坐飞,余师而为书,故得奇怪。”后来怀素又拜张旭的另一位弟子——颜真卿为师,增加了他对张旭笔法的“如锥画沙,如印印泥”的理解。颜真卿曾对怀素说:“师竖牵学古钗脚!何如屋漏痕?”怀素对颜真卿谈及对草书的理解:“贫道观夏云奇峰,辄常师之,夏云因风变化,乃无常势,又无壁折之路,一一自然。”怀素对草书艺术必取“自然”之“势”的深刻感悟,已经超过了前辈师傅。戴叔伦说他“始从破体变风姿。”怀素善豪饮,喜鱼肉及酒酣兴发时“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时人称其为“醉僧”。
怀素除了拜师学艺,还不停地寻访名迹“遗编绝简,往往遇之”(自叙帖),后又到洛阳访名公士大夫和龙门石刻文字,在洛阳、长安,拜师访友,寻觅古迹,怀素不但结识了多位当代名公及前辈书家,同时也观摩到许多前人的遗作和珍品,使之受到启发,开阔了眼界。其后,在学习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又有了自己的创造和发展,自言得“草圣三味”,终以学而有成,为识者器重。
②怀素的墨迹帖本评说
怀素的狂草,不仅腾声唐中,而且享誉后世。唐《吕总续书评》曰:“怀素草书,援毫掣电,随手万变。”宋朱长文《续书断》云:“如壮士拔山,神采动人,”宋董逌《广川书跋》评:“当其手笔调和时,忘神定气,徐起而视,所向无前,故能迥出唐诸子右。”《宣和书谱》谓:“字字飞动,圆转之妙,宛如有神。”元沈右语:“怀素所以妙者,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故也。”明项穆《书法雅言·正奇》云:“释氏怀素,流从伯英(张芝),援毫大似惊蜿,圆转牵掣则甚秃矣。”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评怀素《千字文》曰:“字字欲仙,笔笔飞动。”清梁献《评书帖》说怀素草书“间参篆籀”;清包世臣《艺舟双楫》评道:“醉僧藏锋内转,瘦硬通神。”从前人诸多评论中,我们便晓得了怀素狂草在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
怀素的墨迹与帖本,在唐代已为世人所宝爱,这在《自叙帖》中可见一斑。据《宣和书谱》记载,宋御府藏其草书有101帖。而至清代,据孙星衍、邢澍所著《寰宇访碑录》仅列《圣母》、《藏真》、《律公》、《自叙》、《千文》等数帖。民国至今,又于内宫、民间发现《论书》、《客舍》、《冬熟》、《苦芛》、《过钟》、《醉僧》、《高坐》、《玉露》、《食鱼》、《四十二章经》诸帖计十余种。在这些遗迹中,笔者认为《四十二章经》、《自叙帖》当是其代表作。应当说是临摹学习的好范本。之所以这样讲,第一,这两部帖都是墨迹本;第二,字数都比较多,仅这两个条件就给学习狂草的人们带来许多方便。对这两部帖来讲,《自叙帖》又优于《四十二章经》,因为前者比后者更能充分体现怀素狂草的特色。
《四十二章经》是抄写佛经,其时发心虔诚,精力集中,虽然是狂草但草法极其规矩。
《自叙帖》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怀素学习和写作狂草的经历及一些封建士大夫们对其书法的赞扬和评论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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