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医生》里叙述角度有两个：一个是“我”，讲述了“我”因病在县城的旅馆里接受医生的治疗，并听他讲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事”，最后陪他玩了一会朴费兰斯（一种纸牌游戏）；第二个是“医生”，他向“我”讲述了他与一个病重姑娘的恋爱故事。在这里，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小说完全用第三人称叙述，从医生在法官家玩牌被请到离城20里远的地方看病开始，一直讲到姑娘的去世，以及医生后来的婚姻生活，医生的形象会否因此而有所改变。
我以为，屠格涅夫的处理，并非单纯出于叙述技艺考虑。埋藏在医生心里多年的一触即痛的故事，他是不可能主动给法官、朋友或其他人讲的，它既是柔软的又是激烈的，凝聚了医生一生对真爱的祈求。如果由作者以全知全能式视野来审视并公之于众，医生的形象便受到了损害。但“我”是个刚好得了风寒，正在发烧的病人，我的这一“特殊”经历，勾起了医生对那段尘封的往事，于是医生把它捧出来重新咀嚼，重新刺痛那麻木的灵魂，这是枯燥、乏味缺乏激情的日常生活的心灵需要。可知道，医生以后“也曾举行所谓正式的结婚......可不是吗！......娶了一个商人的女儿，带来了7000卢布的嫁产......这女人很凶，幸而一天到晚睡觉。“
医生是一个沉沦在枯燥平凡生活中缅怀过去激情岁月的人，或是在无爱的现实中寻找逝去真爱的人。
再者，小说最后，当医生向“我”讲述了他那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后与“我”玩了一会纸牌，这一情节，假如没有“我”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这偏偏又是医生这一形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医生是“很迟”“十分满足”地离开的，这无疑表明，医生在玩纸牌的过程中或赢来的两个半卢布中恢复了刚才痛苦的心情，犹如来时一样。医生也懂得如何利用和治疗这块心病。其实这也无可厚非，痛苦不可长久，否则人会承受不起这“重”，但也不可没有，否则心灵之田便会干涸。
由此看来，屠格涅夫采用这样的叙述手段，也是为人物服务的，它使人物更显丰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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