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特派记者 周芳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特派记者 叶伟报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res/1/1019/2009-01/30/A12/res01_attpic_brief.jpg　　截肢，将没有生命或没有功能、因局部疾病严重威胁生命的肢体截除，重塑新生的“翅膀”。然而，这“翅膀”毕竟不是有血有肉的肢体，它无法让人重新奔跑，有时甚至无法下地走路。地震剥夺了12岁女孩庞雅芝正常行走的权利，这个爱打羽毛球的女孩儿终日坐在轮椅上，她痛苦、无奈，只能努力地寻找生命的价值，这是一段难以逾越的“后截肢人生”。

　　如果说昨天报道的截肢少年邓阳秋的坚强缘于“男儿有泪不轻弹”，那么12岁女孩庞雅芝这半年多的转变则让

双腿截肢的庞雅芝正和新北川中学门口的门卫叔叔打羽毛球。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res/1/1019/2009-01/30/A12/res03_attpic_brief.jpg人动容。记者见到庞雅芝时，妈妈牟英正握着轮椅扶手，雅芝则坐在轮椅上，与北川中学门卫打着羽毛球。雅芝时而半立起身子扣球，时而端坐在轮椅上发球，尽管无法奔跑、跳跃，孩子仍玩得不亦乐乎。

　　轮椅女孩念念不忘走路

　　“半年前，娃儿是所有截肢孩子中反抗最强烈的。她不肯截肢，疯狂地哭闹，非要留着脚走路。”牟英说，当时还在北川曲山小学念六年级的女儿庞雅芝，地震中被埋在学校倒塌楼舍的废墟中，四周都是班主任和同学们的尸体，40多个小时后才被救援人员救出。“双脚脚面当时就庞雅芝和母亲牟英在新北川中学门前。

没有了，左脚只剩下一个大趾头，脚背肌肉完全坏死，还被挤变了形，根本保不住。抬出来就做了双脚截肢手术。”

　　直到现在，庞雅芝仍念念不忘下地走路这件事。但每次走不到10分钟，双脚就疼痛难忍，不得不重新坐上轮椅。“这孩子可能要带着这对假脚过一辈子了！”牟英黯然伤神，如今家里只有孩子她爸一个人挣钱养家，除去日常开销和每个月300元的房租，这个三口之家几乎攒不了什么钱，而一场地震震碎了原来的家园和财产。

　　就是这样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还要承担给孩子换“脚”的巨大经济压力。“安装一双假肢需要五六万元，孩子双脚锻炼运动的机会不多，导致肌肉一天天萎缩。这种情况下，若不及时更换合适尺寸的假肢，孩子就更痛苦。”

　　但由于财力有限，牟英只得隔两三个月就带孩子去医院给假肢加袜子（即套残肢的残肢套），直到加多到不能控制假肢的程度了，再去更换新的假肢。

　　庞雅芝对记者说，她的双脚脚踝常常疼得睡不着觉，“感觉自己的脚还在，但就是碰不着、钻心地疼，有时连做梦都梦到脚在痛，在梦里痛哭，然后哭醒”。

　　心理干预进入长期教育期

　　采访中，邓阳秋和庞雅芝都向记者透露，2月14日，他们要回到德阳市残联、香港红十字会康复假肢中心，届时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假肢技师、理疗师、心理咨询师和骨科医生对孩子们进行会诊。

　　“我想让医生早点为我调试一下我的脚，让它们不像现在这样疼。”庞雅芝这些天反复跟妈妈念叨会诊的事，牟英心疼地看着孩子，“眼泪都流干了”。昨日，记者与德阳市残联、香港红十字会康复假肢中心取得联系，但由于该中心目前正在放假，2月3日才能复诊，提前为雅芝约诊的计划难以实现了。

　　牟英默默地为女儿按摩着肢体残端，“每当这个时候，娃儿的情绪就很低落，不说话，发呆”，牟英害怕雅芝又像做截肢手术时那样情绪失控，所以不再吱声了。

　　牟英知道，女儿雅芝的疼痛，来自身体，更源于内心。当一向文静礼貌的雅芝从尸体堆里被抬出来时，惨绝人寰的场面摧毁了她薄弱的心理防线，无论父母、同学如何安慰她，似乎都无济于事。雅芝反复、疯狂地大叫：“他们都死了，都死了！”

　　直到心理医生介入，以温暖陪伴法对雅芝进行治疗，尊重孩子疯狂喊叫的释放行为，给孩子温暖的拥抱，静静地陪伴她，才让孩子逐渐重拾安全感。心理医生与雅芝一道讲故事，用彩色笔画图、写作文，但只字不提地震时的场景，缓解孩子的心理恐惧感，重新建立她的心理免疫力。

　　地震后，雅芝用了近3个月的时间才从惊恐、噩梦中走出来，但当记者试图让孩子描述一下地震当时的场景时，雅芝不愿作答，她主动转换了话题，跟记者聊起“武汉的热干面”和“大学要读软件设计专业”。

　　雅芝正试图从心理上隔离苦难，不愿暴露伤痛，自我保护意识强烈。从雅芝这半年来转变的情况看，心理医生、广州韦志中心理咨询中心主任韦志中倍感欣慰。“这是好现象！”韦志中认为，庞雅芝的心理干预治疗已经顺利地从心理承受能力的干预阶段转入到长期心理教育期阶段。

　　灾后半年到一年是道坎

　　韦志中指出，灾后半年到一年左右，对于留有心理阴影的灾区群众而言是“一道坎”。迈过去了，患者将进入长达数年的心理教育期，心理医生可多以游戏的方式引导患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逐渐转入患者自助的治疗阶段；而迈不过去，患者则很可能产生厌世心理，中年人易产生“家人都不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的想法，进入“自杀高发期”，而青少年患者则常感觉生存能力有限，生活没前途，进入“人格障碍症高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