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吕雷近日建议取消“农民工”这个称谓，把他们统一称为工人。吕还表示，自己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提交这个建议。（2月26日《信息时报》）
　　吕先生虽然向新闻媒体透露了这个风声，来为自己的议案造势，但在报道中我却没有看到为什么要取消“农民工”的任何说明。“农民工”是这个转型社会中的客观存在，是对进城打工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贴切称谓。就象“农民”和“工人”一样，“农民工”本身只是个中性的名词，是个恰如其分的称呼。从这个称谓本身，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歧视，也看不出任何的不道德。如果说有人要把“农民工”视为一个贬称，那只是因为在他的眼里，“农民”与“工人”同样是贬称。该校正的，也许并不是“农民工”这个称谓，而是那些总对“农民工”看不顺眼的建议者的心理。
　　当然，吕先生的建议并无甚新意可言。这些年，一厢情愿想要给“农民工”更名的还大有人在，比如有人要将“农民工”改为“新市民”，比如还有人要将“农民工”改为“务工人员”。相对于一个颇为贴切又约定俗成的称谓而言，这些改名的建言也只是一时占据了新闻媒体的某些版面，并偶尔成为街头巷陌的寻常人家在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农民工”今天还是这么叫着，这个群体于权益保障上沦为弱势的尴尬即便没有更趋严重，也依然如昨。
　　也许倡议取消“农民工”称谓的先生们正是为了让这个群体在生活中不再受歧视，并且不再因救济管道的匮乏而默默忍受权益的被侵害。但问题正在于，一个称谓的改变，能够使这个群体凭空获得平等的权利，公正的待遇和便捷的救济吗？披上类似“工人”抑或“新市民”这样的马甲就能让“农民工”在城市的康庄大道上昂首阔步了吗？
　　当然不是！就象患者相对医院是个绝对的弱势群体，但我们恐怕不会想到要将“患者”易名为“上帝”来改变其弱势的地位。农民工也是一样，他们所缺少的并非是一个漂亮或响亮的称谓，而是一套科学且完善的能够实现并保障他们正当权益的法律、制度、政策以及对这些法令的切实执行。
　　有必要提醒那些热衷于改名的全国人大代表或地方人大代表们，你们是国家权力机关中的民意代言人，人大代表行使国家权力主要方式是通过参与立法，而不是发出一条条道德倡议。在人大会上倡议改名，谁来为“农民工”正名呢？各级人大？还是人大常委会？似乎没这个必要，因为“农民工”从来就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我们很难想象权力机关能够接受这样的议案——是为“农民工”的身份问题专门制订一个法律？还是通过一个决议？或者专门下发一个通知？权力机关若真有这样的兴致，何妨在制度建设上多下些功夫，比如在推动城乡二元体制的终结上加快点步伐，在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上多一点投入，在农民工寻求司法救济的管道上多一些便捷，如此，对“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就是善莫大焉！
　　每年的“两会”，被不予受理或被废弃的议案都能用一箩筐来形容。至于地方人大类似议案就更多了，如果一些人大代表提出议案的水平，仍然停留在为“农民工”更名上，还是赶紧让贤吧，或者，学学那些习惯了做稻草人的明星代表们，空手而来，空手而去，不给会议添一点麻烦，也不带走会议的一丝云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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