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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一生对国民性问题有着最为深刻清醒的认识，重温鲁迅的思想，对今天的种种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鲁迅在日本的同学许寿裳先生回忆当年说：“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一  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  它的病根何在？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后来所以毅然决然放弃学医而从事于文艺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他知道就是不能骤然得到全部解决，也求于逐渐解决上有所贡献。因之，办杂志、译小说，主旨重在此；后半生的创作数百万言，主旨也重在此。”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读书是1902—1904年，也就是20岁到23岁之间，后来到了1925年，鲁迅先生同许广平通信时，已经44岁了，这时距日本留学又过去了20多年。这20多年，国外有第1次世界大战，国内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1919年的五．四运动等等，社会变革异常激烈，可谓天翻地覆，但亲历了诸多社会变革的鲁迅先生，这一年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上，依然强调了他早年的思想，他说：“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在先生看来，“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比推翻满清这样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革还要艰难，而如果没有国民性的改革，那么，“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这实在是先生深谙中国民族性的沉痛之言、警世之言和醒世之言。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许寿裳先生在《回忆鲁迅》一文中写道：“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缺乏诚和爱的反面，就必然是瞒和骗，鲁迅先生在《坟．论睁了眼看》中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可悲的是，在距鲁迅留学日本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依然仍旧是诚和爱！诚就是信，就是真心，真实，爱就是对人对事有深挚的感情，忠爱自己的国家，忠爱自己的职业。换句话说诚和爱就是实事求是，就是不弄虚作假，就是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办事！我们今天缺的就是这个！大家依然在“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

    举例来说，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空疏学风在明代曾大行其道，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批评这一现象时说：“明人不去认真读书，做学问的兴趣却仍然很高，从性命到时事经济，题目很大，而且‘朝立一旨，暮即成宗’，以此相互标傍，但内容都是空的，既脱离书本也脱离实际。所以顾炎武曾愤激地说：‘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这虽然有些夸张，但起码也说明了明人是不认真下功夫读书的，在这种空疏学风中写成的著作，能有多大的价值？”我认为，和明代的空疏学风相比，今日的空疏学风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在性质上更为恶劣！那时不过是不认真读书而已，今天却是为了私利而公开造假！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揭示自然和社会的规律，通过对规律的认识和研究，推动人类的进步。但我们每年发表的文章不计其数，科研成果成千上万，到底有多少是为了这个目的，又有多少是为了私利而弄的学术垃圾？我们“创造”了那么多的名词术语，到底有多少是确有必要，又有多少是欺骗自己和吓唬别人？勿须讳言，无论在物质领域还是在精神领域，无论是对事还是对人，在今日的现实中，都普遍地缺乏诚信和挚爱。说普遍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你可以稍稍想一想，在今日中国的各各层面，无论你去办大事小事，是碰到认真办事的人多，还是碰到敷衍了事的人多？

    诚和爱，应该是一个人，一个民族立身行事的根本，应该是一个奋发向上的民族，其国民性中最基本的东西。一个民族没有这样的根本和基础，任何的改革终将流于形式而难以成功；一切改革，若没有人的改革做基础，终将一事无成！

                                                来华强

                                                    201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