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上流传一则微博：委内瑞拉卫生部日前宣布，停止在该国市场上销售“零度”可乐，因这种可乐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成分，零度可乐原液在台湾被检出含3种防腐剂，其中一种在台被禁用，另2种含量超标。可口可乐分公司称：该批原液本来是给中国内地用的，不慎运到台湾。

不禁让人想起几个月前有网友通过微博发布一条2008年深圳卫视的视频，时任蒙牛CFO的姚同山在面对香港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发到香港的产品和出口的产品是一样的，保证比内地的产品质量更好、更安全”。

这样的事例其实数不胜数，更不会仅限于食品安全内外尺度不一的层面。有人说，出现这样的事情，是中国相关标准定的过宽，标准的过宽是因为内地有大量的企业是依靠低标准低要求低报酬而活下来的，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的大量企业将会倒闭。这一点我曾经认为有一定道理，但我翻开历史书之后，我就明白了，这种貌似冷静的判断其实是在混淆视听，给大家洗脑，让大家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种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是我们整体中国人造成的，那便是：不把别人当人，却又要求别人都把自己当人。

在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家都对制度与法律是不太敬畏的，但却时时刻刻奢谈道德。本来应该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但国人却背道而驰：比如你跟人出去每次混吃混喝而都不买单会被人天天鄙视，但若你当了一个官贪污受贿几千万而没有进监狱，大家都会佩服。这叫什么？谁能犯罪不是牛人，但犯了罪而受不了制裁便成牛人了，换句话说，底层道德不好没事，但普通的道德行为却标准很高。

我经常见到一些人吃饭喝酒互相吹捧，其中就有一项：你这人真好，尤其对我帮助非常大，我一直记着你的好。但实际上，对方可能帮你开了后门，也就是说，对方利用权力与关系帮你摆平一件不合乎制度规则的事情，本来这样的事情是不被允许的。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道德层面的好人与破坏制度的坏人纠结体，实际上，我们都时不时地做这样的纠结体。在我们心底，制度永远是约束别人的，当我们不想让别人做成某件事，我们一定会义正辞严地摆出制度来制约他；反之，当我们被制度所制约时，我们则千方百计地钻制度空子、绕过制度玉成某事。

实际上，我们的大多做法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损人利己，二是损制度利己。损人利己容易招致报复，所以损制度利己是最和谐的方式。正因如此，我们的各种制度，只要是制约他人的，标准往往很高；而涉及自身利益的，则标准又极低。

于是，这两套标准的常规做法决定了我们自己也深受其害。比如三聚氰胺事件后，我们中国相关部门修改了牛奶的一些标准。乳蛋白含量从1986年的2.95%，降到了2.8%，菌落总数则从2003年的每毫升50万下调至200万，均为历史新低。在丹麦，在新西兰，在几乎所有的乳业大国，生乳蛋白质含量标准都至少在3.0以上，而菌落总数，美国、欧盟是10万，丹麦是3万，更是仅有中国允许量的数十分之一。

我还可以用一个更明显的例子来类比，学校考试及格分数为60，结果班级有一半的同学没到60，于是学校修改了及格线，以10分为界，全部及格，皆大欢喜！

如果我们只考了11分，我们就希望10分就可以及格了。我们不想着如何提高自己，而千方百计地想降低标准，这样算不算掩耳盗铃？

我们国民的血管里就流淌着这样的血液。我深信我们的内地人属于贱国民。我们何曾高贵过？ 我们一直在“自贱”与“他贱”中轮回，只是自贱的时候我们心安理得，他贱的时候我们暴跳如雷。但我们很少去思考，所有他贱的发生，都是建立在我们自贱的基础上的。

所以，上好的产品拿去出口了，质量不过关的内销了。可口可乐说不慎运到台湾，只是不慎而已，如果谨慎地用在内地，还有谁会管这档事？

我们的国民性在“自贱”，我们的管理部门在拿钱不干事，我们何时才能不做贱国民？

我想，这绝不是某个部门发个红头文件，发动一场“严打”所能解决的，而是一种制度设计的缺失，它所需要开出的药方实在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