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安北车务段

董家陈家

下排三支笔

去一汽大众参观



在大安北车务段

苏醒的光阴（十六）

 

我当上了段长

 

  

 

段长是多大的官？现在的段长都是正处级。

自2006年铁路合并大站段以来，段长一律改正处级。因为没有铁路分局了，铁路实行三级管理了，铁路局一竿子插到底了。

但我当段长时不是，我当段长时是正科级、副处级。

1976年10月10日，我离开了工作五年的白城铁路文化宫，回到了前郭车务段，回到了父母亲身边。并不是我工作不好，业绩不行，混不下去了才离开那里。实在是因为那个地方太让人失望了，咋干也没个好哇！我把想法和父亲一说，父亲当然支持我回去。

为啥我记得这么清楚，因为有一张白城铁路文化宫全体人员欢送我的照片，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欢送久全同志合影（1976年10月10日）”我坐在正中间哈哈大笑。接任我的田国良先生也哈哈大笑（田国良先生10年前已经辞世）。其他人什么心情我不知道，因为他们都是混迹江湖的老油条，喜形不于色。

回到前郭车务段，领导知道我能写，他们也没问我加没加入组织，直接就安排我做了宣传干事。服从命令是天职啊，我就老老实实到了办公室，老老实实的坐在宣传干事的位置上，老老实实的写材料，写报告，写职工思想反映。

没过多久，铁路分局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正赶上我们单位的宣传助理有病，不能参加，领导就叫上我，和他一块去白城参加铁路分局的宣传工作会议。

第一天还好，我正常参加会议，第二天有反映了，说陈久全也不是党员呐，怎么能参加分局的宣传工作会议呀？领导找到我说，你还没加入组织吗？我说没有。领导就嗨了一声说，你怎么不早说呀？我说也没有人问我呀？再说，组织上应该掌握呀！

他说，那行啦，你先别参加会议了。

就这样，我虽然没有灰溜溜的离开，也没有心情去参加会议了。

人家开会我在外边溜达，会场就是我工作的铁路分局文化宫小剧场。一时间，那个白色的小楼让我心生怨恨。心想，我在这里工作那么努力，却连个组织问题都没解决，要是解决了，我何必在这里尴尬窝心，遭受这“奇耻大辱”！

气得我，一时间真想把那座小白楼推喽。

我还没解决组织问题就参加了组织的会议，成为那次会议的花絮。

中午吃饭，我仍然顶着压力来到餐厅，忍受着人们的指指点点，味同嚼蜡般的吃完了那顿饭。心里想，也不是我愿意来的，是领导叫我来的呀！

回来听领导说，分局找他了，说你怎么把陈久全领来开会了？领导说，谁知道从你们分局机关回去的人还没解决组织问题啊？！行，行，回去我们发展。

从分局开会回来，我的工作有了变动，我到了段团委。

没过几天，机关支部书记找到我，要我写思想汇报，说我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了，说领导说了，他们不发展咱们发展。

哇！我心里暗暗高兴，我这不是“因祸得福”了吗？

虽然那算不上什么祸，这也不是什么福，可是毕竟我要加入组织了。心里高兴，干劲倍增，团委的工作干得顺风顺水，经常受到分局团委表扬。就这样，我只干了不到一年，加入了组织，就又回到办公室做宣传助理了。

当时我们归大安北地区管辖，我们大安北地区一共七个站段，这一届团干部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干部，就是当过长春铁路分局局长，后来又到哈尔滨铁路局任局长的许绍禄，他当时在大安北工务段做团委书记。

那个时候，虽然我的文学水平不高，公文写作在段里一般人还赶不上。当宣传助理必须能写材料，编思想汇报，我干这个活儿应该说是得心应手。

那是1977年吧。这一年，我还办了一件大事，解决了个人的婚姻问题，和前郭中医院儿科大夫王秀清女士完婚，婚后住在亲戚家9平方米的仓房。那个时候，住房困难啊，父母亲才住12平方米的铁路住宅（小红砖房）。

忙里偷闲，我又开始了文学创作。

那一年我写出了小说《寒冷的春夜》，发表在前郭县文化馆的刊物《郭尔罗斯文艺》上。我这篇小说1979年参加了首届“全国铁路小说剧本评奖”，获纪念奖。后来又写出小说《马富和他的调车长》，这应该是我最初小说创作的实践吧。

1977年，我带领前郭车务段宣传队参加分局文艺汇演，至此，我与文艺基本绝缘。

人出来混还是要有本事，或曰一技之长。

有人擅唱，成了歌唱家，有人善舞，成了舞蹈家；有人研习书法，成了书法家；有人喜欢画画，成了大画家；有人钻研写作，成了作家。

在一个单位也是这样，要有业务专长，要有一技之长，才能吃得开。

我发现，有些单位领导特别喜欢能写会画的，有些领导喜欢能歌善舞的，有些领导根本不喜欢这些人，而且对这些人很反感，说他们不务正业。他们只喜欢能写材料的，特别喜欢字写得好的人。我一个哥们孩子中学没毕业，不愿意念书，他就叫他在家练习写字，字居然写的有模有样的了，后来竟成了副处级领导干部。

我应该算是有一技之长的，我的特长就是能写材料。

当时在车务段，人们谈到我，都说这个人能写呀。能写，不是指写小说、散文、诗歌，不是指写文学作品，而是指写材料、写经验、写报告、写汇报。也不是写理论文章的，那些人的文章能把你捧上天，也能把你打入地狱。基层单位不需要那样的大手笔，而是需要向我这样能写材料的小人物。

记得我78年离开团委书记岗位时，相继接任我的是王颖博、董延居、宁文林三人。

好像团委书记就是培养干部的摇篮，培养的都是有写作能力的人，这三个人后来退休时都是处级领导干部。董延居在长春站长的岗位退休、宁文林在长春分局集体管理分处处长的岗位退休、王颖博在长春分局装卸分处长的岗位上退休。

我要说的这“三支笔”就是其中的董延居、宁文林和我。

先说宁文林。宁文林将近一米八的个头，浓眉亮眼、笔直口方、身材魁梧，戴上眼镜，略显温文尔雅。只是眼皮有些下沉，偶尔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

我们相识在1981年，那时，我在做段里的宣传助理，他接替董延居从大安北车站调车组来到段团委做团委书记。而董延居则来到办公室做组织助理。那时候车务段的段长是李金华，书记是张崇智。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这小子能喝呀，半斤酒下肚像没喝似的；这小子能写呀，写个材料不费吹灰之力；这小子干工作认真呐，领导交办的事不过夜，大有今日事今日毕的风格。有一次，我们俩个人下去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在安广车站宣讲完没有车去两家车站了，我们俩竟然走了三十里路赶到两家车站，按时完成了领导交办的任务。

记得我刚做《齐铁工人报》特约通讯员时发稿量较大，有时一个月就发十来篇。不知道啥时候，他竟瞄准我干上了，报上经常出现宁文林的名字。好家伙，到年末一统计，他竟将我这个“特约通讯员”盖了帽。

他来车务段之后，我们俩又相继写起了文学作品。1981年，我的短篇小说《鸭子上架》在吉林日报“长白山”副刊发表、第二年我的小说《玉兰》在人民铁道报“汽笛”副刊发表。之后没多久，他的小小说《铁蛋的呼喊》就上了《吉林日报》，第二年，他的短篇小说《丁老怪轶事》不但发表在《人民铁道报》上，还获了个首届“汽笛奖”。再后来，他的短篇小说《洮河汛》还发表在吉林省的著名文学刊物《作家》上。成了我们几个写东西的第一个上了《作家》的人。1986年，我曾经以他为原型写过一篇人物特写《他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发表在当时的《沈铁日报》四版头条。

后来，我们单位的领导调到白城铁路分局去了，就把它要到分局办公室去做秘书了，但是，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保持友谊。

不过，现在我们的联系也很少了。他有一年喝酒喝出了“痛风”，啥酒也不敢喝了。退休后，专心在家做起了奶爷，每天接送孙子上下学。文章也不写了，好像看破红尘。约他喝酒，他也不出台了。后来听说他经常开玩笑的自诩为长春分局第一大手笔。

董延居我们就更熟了，我们是大安老乡，在一个办公室呆了五年，在一个地区呆了十几年，还在一起搭班子干了两年，住邻居住了好几年。他写一手娟秀的钢笔字，人也长得帅气，性格很内敛。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你懂得几个问题？好像他比人懂得多。

那时候，我们常在一起写汇报材料，在一起研究经验材料，互相交流职工群众的思想反映，往往能得到分局各个部门的好评。

董延居不写文学作品，他只研究经验材料、工作报告和撰写思想反应。由于他字写得好，工作认真，每年的组织报表都深得上级好评，在分局和各个单位的组织部门也被视为能写之人，有才之人。但他经常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似乎胸有城府，叫人捉摸不透。给我的感觉是，他骨子里是一种孤傲，性格上是一种清高。董延居的儿子和我儿子也是打成帮恋成片的小朋友，从小玩到大。现在，两个人都在长春铁路部门工作。他儿子叫董国勋，在长春客运段当办公室主任吧。

由于我们三个人都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在分局各个部门都有良好的反映。因此被人称为前郭车务段的“三支笔”。

后来，我在白城车站工作时，曾经带领我们车站的同志来长春车站学习，董延居热情接待了我，并派人陪同我们参观了长春汽车厂“大众分厂”。

我和董延居先退休，宁文林后退休。

现在，我们三人都在长春生活，却疏于联系。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都年事已高，没有共同爱好，每个人家里都有不同的事情和责任，身体也都不太好。

记得是宁文林的儿子结婚吧，已经在分局任副局长的孙春友把我们找到一块，说我们四人都是前郭车务段出来的，共同喝一杯吧，我们四个人便一饮而尽，从此虽然没有天各一方，却也没再联系。

但我还是常常怀念前郭车务段的日子，常常想起他们来。

1993年，白城分局恢复，董延居调入长春分局长春车站，我则留在白城分局松原车务段一个人干起了党政两个人的活（俗话称为一肩挑），从此有了单位行政一把手的经历。

有些事情真是可遇不可求的。看来外行领导内行虽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在真理，也绝不是不可尝试的。1991年我当上了梦寐以求的车务段长。

我是1993年任松原车务段段长兼党委书记的，民间对这种任职方式有个通俗的说法，叫“一肩挑”“双天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当松原车务段长之前，我有18年的时间在基层摸爬滚打，与工人打成一片，与小站人同甘共苦，在长春通往白城八百里瀚海腹地那条长三百多公里的铁道线上穿梭往返，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可以说，单位党群口的职务我差不多干遍了，干全了，才走上行政领导岗位的。

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长白线上星星一样闪烁的信号灯，小站黄色的运转室、候车室、白色的栅栏、扳道房、休息室，车站下的住宅区，都是我脑海中鲜明的视物。我经常在大安市的来福车站包站，因此，大安市那些和小站比邻的小城镇也就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工作之余，我还忙里偷闲写了些文学作品，进行文学实践。对生活深深的积累和体验，使我写出了赞颂铁路职工家属美好心灵，充满大安地域文化的小说《玉兰》、《草绿了、杏花红了》、《鸭子上架》、《老万的苦恼》、《弯弯脖的甜杏树》、《杨柳青青》和一批沿线风光散文，发表在各地报刊上，有的还获了奖。这些发生在小站的人和事，职工家属们爱看，我也从业余创作中得到了满足。

大家都知道，有人提干是坐了火箭的，噌的一下子就窜了上去；有人是凭借亲戚关系，或攀附权贵，爬了上去。

我不是，我也不会，我是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走上来的。

白城铁路分局真是个多灾多难的分局，1983年白城分局由齐齐哈尔铁路局划入沈阳铁路局，1986年白城分局并入长春分局，1993年白城分局又由长春分局划出，成为独立的分局。2000年白城分局又被撤销，别说是白城分局了，长春分局也未能幸免。

20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本不算长，白城分局却翻江倒海似的折腾。其实在历史的长卷中，20年也不过是弹指一挥间。 我却是在这一挥间，在20个春夏秋冬的转换间，在寒来暑往的更替中度过了。

松原车务段是随着两个分局再次分开，松原农安两个车务段也再次分开的。感谢当时的Z局长，L书记，由于当时的段长董延居同志调长春工作，我便由松原车务段书记改为段长兼书记，主要搞起了经营管理工作。

俗话说，当多大家，遭多大罪。如果问当段长这三年我体会最深的是什么？我只有一个字：累。

由于我不是车务出身，一边学习车务业务、管理知识，一边研究各种规章制度、安全法规，还要带队进行夜间抽查，有时一干就是一宿，从繁星满天到晨曦初露。

保安全、抓收入、创新管理机制成了我当时的主要工作。别说写作了，就连上中学的儿子的学习都顾不上。

当段长3年最大的收获，除了一篇沈阳铁道报记者李福山写的为我唱赞歌的人物专访《人格的作用》登在95年6月13日《沈阳铁道报》三版头条外，还由于顾不上治蛀齿而掉了一颗门牙。

那篇文章至今我还保留着。

那是记者李福山先生（现已辞世）经过采访写下的文章，标题是《人格的作用》，副标题是“记松原车务段段长兼书记陈久全”。里面的小题目有两个：一个是“坚持发挥三个作用”：另一个是“正确处理三个关系”。 三个作用的具体内容是：按制度办事，让制度发挥约束作用；做奋飞的头雁，发挥一把手的表率作用；听取群众意见，发挥职工的参谋作用。三个关系是：在行政班子中，正确处理好正职与副职的关系；在党委班子中正确处理好班长与委员的关系；在日常工作中正确处理好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的关系。

《论语》说得好：德不孤，必有邻。由于我人缘好，副职们都肯帮衬，工作倒也没出啥大的漏洞。借此机会感谢那些和我共过事的同事们（这一时期我的副书记是张启，副段长是郭云林、倪宪义，工会主席是董长江。哈，班子还蛮精干的吧）。

董长江先生老有意思了。一次，分局工会副主席高甲英去松原检查工作，他竟然给忘了，没去接站不说，第二天早晨竟然把高甲英先生关在了大门外。哈哈，拒绝检查呀。

不过，当段长这三年，也让我感受颇多。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有机会，还是当一回行政一把手，因为，它可以教你钱怎么花、事怎么办、人员怎么安排、家怎么当、日子怎么过。这段时间，车务段先后被沈阳铁路局、白城分局、市人民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车务段领导班子被分局授予好班子。我本人还被分局授予“优秀领导干部”荣誉称号。

书记这一职务我是自89年4月就开始担任了，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了。那时在前郭，叫前郭车务段书记。后来农安车务段和前郭车务段合并，称松原（吉林省新设立的地级市）车务段，我又改任松原车务段书记，管辖长春至大安间的15个车站（不包括长春）。再后来，我还担任过白城车站书记、大安北车务段书记、大安北地区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分局政法委副书记。

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的工作出现了新情况。中小企业的厂长、经理管着钱、管着人、管着物、管着车，又有企业法做后盾，我们虽说保证监督，也只有看着的份。眼见着歌星大腕们捞钱过好日子。我们也只有叹气的份。虽说是做工作不图名不图利，只求奉献不求索取，但看着那些报刊上披露的贪官们财色双赢，身边美女如云，钱多得花不过来，心里难免不平衡，难免有烦恼。

其实，人生的烦恼多着呢，若竟想着不如意的事、不开心的事，人还不得憋闷死。常想着愉快的事、高兴的事人才会精神愉快，才会健康长寿。而民间不早有“高职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之说吗？多些宽容，多些理解吧，宽容和理解会让你永远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君不见《红楼梦》里那个争强好胜的王熙凤死时连口棺材都没混上，最终用一领破芦席卷了去。

当书记这些年，我业余时间还读了一本名为《忍经》的书，这对我的思想、性格、为人处事和待人接物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人在生活中总有许多时候、许多事情都需要忍受、忍耐和忍让的。

儒家思想告诉我们：“以礼立身立最中正的位置，以忍行事行最光明的道路”。“善养浩然之气，忍蓄君子之风”。“善于忍耻的 人一生平安，善于忍辱的人才能生存”。“即使终生忍让，亦不过百步而已”。道家思想告诉我们：“知足长乐是真乐的境界，难忍能忍是知止的功夫。”“利害是得失之本，忍耐是成功之源”。佛家思想告诉我们：“屠夫办斋供即可超度，平等看问题自然能忍”。“事事能忍耐，日日是好日”。带兵的“忍字心中藏，镇定雅量大。”“忍者无敌是后发制人的绝招，不战而胜是屈敌之兵的远谋”。当官的“掌大权难免有得有失，忘了忍难以善始善终”。“酒席上不忍常失态，官场上不忍常丢命”。而养生之道亦讲“以清静忍让自守，用恬淡和气养身”。

由此看来，三十六计中还应添上个“忍”之计了。

（和农安合段时松原车务段的领导班长成员是：陈久全、董延居、张国学、杨俊峰、倪宪义，王国才，华广路。大安北车务段的领导班子成员是刘兆武、陈久全、张铁、富学军、王永恒、刘向峰、桑宝山）

后来，我曾经在白城车站，大安北车务段，大安北办事处当过领导。我的同事、朋友有王永恒、宁吉庆、刘向峰。赵光伟、李亮、魏炳辉、姚文靖、高建军、赵健。还有张铁、高天峰、苏坤等，记录在此。当然，他们也曾经是我的下署。现在，他们发展的都不错，我时常想起他们，也祝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