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学知道，之所以边患不断，并不是明蒙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主要是明朝廷不许边墙外的蒙古部落向明朝廷朝贡，以换取他们的日常生活必需品绸缎茶叶等东西。抢掠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明蒙的朝贡关系。

在明武宗正德以前的几个朝代，朝贡体制的运行基本上都比较顺利。从永乐元年（1403）到隆庆四年（1570）的160多年时间里， 蒙古部落主向明廷朝贡达800余次。从武宗朱厚照即位后到朱载垕的隆庆四年（1570），前后65年间，蒙古族的主体鞑靼部和明廷在朝贡关系方面几乎处于空白。

综观这百余年明蒙朝贡体制的运行，我们看到，永乐、宣德时期是朝贡体制形成并展开的时期。到明英宗即位以后，瓦剌部打败了鞑靼部而成为蒙古高原的霸主，从脱欢到也先无不重视与明廷的朝贡关系。每年向明廷派出大批使者，且人数逐年增加，最多时达到了3000多人。由此而促成明英宗时期朝贡体制繁盛一时的局面。
    陈其学知道，整个明英宗时期，蒙古瓦剌部和明廷是保持了一种良好的朝贡关系的，而后来则多有变化。

正是由于经济需求受到了限制，请求通婚又未被准许，再加上也先已经统一了蒙古大部，觉得有力量向明朝发动进攻了，于是才有了当年八月的“土木之变”（英宗北狩）。
    需要指出的是，在朝贡体制的运行中，“土木之变”仅仅是明廷由于宦官专权所造成的一个偶然事件，此后明朝和蒙古之间的朝贡关系并未受到影响。蒙古瓦剌部虽然强大一时，但仍要和明廷保持这种朝贡关系，鞑靼部也是如此。

 成化初年，毛里孩攻杀孛来，雄视诸部。于成化三年（1467）春“乞通贡”，“明廷许之”。期间的弘治九年秋天，小王子因对明廷之赏赐不满意，因此频繁扰边。弘治十一年（1498）二月，“小王子久不贡，至是遣使臣六千人至边，求入贡，许入关者二千人，入京者五百人”。 弘治年间也是明蒙之间朝贡体制运行得比较好的时期，守臣许进在边治理有方，因而“大同士马盛强，边防修整。贡使每至关，率下马脱弓矢入馆，俯首听命，无敢哗者”。 这就是自永乐以来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数朝明蒙间朝贡关系的大体情况。

正因为明廷最高统治集团比较好地处理了与蒙古族的通贡关系，从皇帝到内阁以至边关督抚，都能正确对待蒙古族的入贡请求，因此朝贡体制也得以正常运行，边境也相对安宁。

自从弘治十七年（1504）之后到嘉靖十一年（1532）春天，蒙古和明朝之间的朝贡关系中断了将近30年。
    嘉靖十一年（1532）初，小王子博迪阿拉克汗在河套内通过延绥镇向明廷提出了通贡的请求。

小王子的通贡请求一如以往，上报的途径也符合明朝的要求。如果明廷能够认识到朝贡体制的价值，理应对小王子的要求做出积极的反应。但是兵部廷议后却说：“小王子进贡虽有成化、弘治年间事例，但其情多诈，难以轻信，宜命总制镇巡官察其真伪”。将责任轻飘飘地推给了边防官将。事情没有结果，小王子“以不得请为憾，遂拥众十余万人寇”。 世宗大怒，命兵部议征剿，。兵部遂议上“平戎十一事”报请嘉靖皇帝批准。

其实，前方官员对应否通贡心里是最清楚的，他们的虑事也很周全。陈其学的前任，时任总制陕西三边军务的兵部尚书唐龙曾建议：“彼夷欲假贡市以缓我之兵，我力既未可与战，不若因其欲而姑与之，亦以缓彼之兵。彼得所欲，引众而退，则实我仓廪，训我士卒，修我战具，徐观其变而图之。”唐龙所说的“不若因其欲而姑与之”其实是建议准许蒙古族入贡。同时为了预防万一，又提出：既要与蒙古族进行通贡互市，加强交流；又不忘加强边防，勤修战备以防敌变。世宗如能采纳，一定会使北边防线出现好的局面。可惜的是，嘉靖皇帝给唐龙的批示是：“虏情已议征讨，尔为总制大臣，务要激发忠义，振扬国威，相机战守，以靖边陲。”

小王子通贡的要求被拒绝后不久，就率领吉囊、俺答部众出套向东迁徙了。这里的吉囊，名字叫做“衮必里克”，是巴尔斯博罗特的长子，在其父死后继为蒙古右翼三万户济农，驻鄂尔多斯万户。俺答是衮必里克的弟弟，明代又称其为“俺探”、“安滩”、“俺答汗”、“安滩阿不孩”等，是为著名的阿勒坦汗。嘉靖年间蒙古族的通贡请求，主要是由俺答汗提出的。
    早在嘉靖十三年（1534），俺答汗就已开始和明廷接洽通贡事宜。嘉靖二十年（1541）秋，俺答汗派使者石天爵来到大同，第一次正式向明廷提出通贡请求。石天爵原是中国人，他带来俺答的求贡书言辞恳切，“果许贡，当趣令一人归报，伊即约束其下，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当饮血为盟誓。否，即徙帐北鄙，而纵精骑南掠去。”俺答汗的这番请求入贡的话，非常真实。首先，他描述了先朝在朝贡体制下“汉达两利”的好处；其次，他申诉了近来每岁入掠的缘故是由于贡道不通；第三，他展现了允许通贡以后塞内种田、塞外牧马、永不相犯的和平图景。当然，最后的“纵精骑南掠”之语也确实具有威胁性。但是若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俺答汗所表达的是蒙古族大众的真实想法，也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两种必然前景。
    巡抚大同都御史史道，深明其间的利害关系，他提醒朝廷说：“虏自弘治后不入贡且四十年，而我边岁苦侵暴。今果诚心归款，其为中国利殆不可言。第虏势方炽，戎心叵测，防御机宜，臣等未敢少懈。乞亟下廷臣议所以待之者。”在廷议期间，俺答汗待命塞外，颇有一番和好的表示，他邀请守墩百户李宝到蒙古军营欢宴，部下有抢掠哨卒衣粮者严加惩处，并将衣粮送还哨卒，明朝的北边确实出现了和平的契机。巡按御史谭学看到这种情况，赶紧敦促朝廷速定大计。事情报到世宗那里，世宗对俺答汗的通贡真心十分怀疑，责令兵部会官再议，并推选一名总督宣大军务兼理粮饷的大臣。经过这一反复，兵部及廷臣们看清了世宗并不赞同通贡的心态。于是上议说：“虏多诈，其请贡不可信。或示和以缓我师，或乘隙以扰我疆，诡秘难凭，声击靡定，惟以大义拒绝之，则彼之奸谋自沮。今日之计惟在内修，选帅将、足兵足食乃第一义”。并提请尽快派总督大臣赴镇。这次世宗满意了，他批示说：“丑虏绎骚，迄无宁岁，各边总兵巡抚官殊负委任。宣大近畿重镇，尤宜谨备，乃往往失事，大启戎心。今却假词求贡，虏情叵测，差去大臣不许循习常格，虚文塞责，务选将练兵，出边追剿，数其侵犯大罪，绝彼通贡。果能擒斩俺答阿不孩者，总兵总督官俱加异擢，部下获功将士升五级，赏银五百两。户部即发帑银四十万两，兵部发马价银二十万两，各选廉勤郎中随军调度，仍推选科道官各一员前往纪功。如无破虏奇绩，大臣不许回京，并镇巡官一体坐罪。”世宗将眼前出现的和平契机轻易放过，拒绝了俺答汗通贡的请求，使俺答汗恼羞成怒，“遂大举内犯，边患始棘”。 在这次大举内犯中，“俺答下石岭关，趣太原。吉囊由平虏卫入掠平定、寿阳诸处。总兵丁璋、游击周宇战死，诸将多获罪”，       

嘉靖二十一年（1542）闰五月，俺答汗再次派石天爵到大同请求通贡，结果却被新任大同巡抚龙大有诱捕，剐于市。世宗不察，竟将龙大有升为兵部侍郎。 在石天爵被处决前，曾详细介绍了蒙古族要求通贡的情况：“虏酋小王子等九部咸住牧青山，艳中国纱缎，计所以得之者，唯抢掠与贡市二端。抢虽获有人畜，而纱缎绝少，且亦自有损失，计不如贡市完。因遣天爵等持令箭二枝、牌一面为信，誓请贡市。一请不得则再请，再请不得则三请，三请不得则纠众三十万，一循黄河东堧南下，一自太原向东南大城无堡寨地方，而以劲兵屯大同三关待战。”石天爵的这段叙述能够载入实录，应是其被押入京城后审训的记录，是蒙古要求通贡的真情和决心。明朝的最高当局应该十分清楚，如能采取正确决策，边防上马上就会出现转机。可是结果却大谬不然，兵部主持廷议的决策是：“天爵本华民，而甘心为虏驱使。去岁守臣失计放还，遂至涂炭山西，震惊畿辅，究其祸本，实天爵一人致之。”这全然是个本末倒置的决定，它把明蒙之间战争的根源都归结到石天爵的身上，似乎杀了石天爵就可以阻止蒙古军的进攻。而世宗也真就批准了这一决定，将石天爵和肯切二人处以剐刑并传首九边枭示。这段历史故事，陈其学不但听过，而且痛心疾首。

嘉靖二十五年（1546）五月，在石天爵事件过去四年之后，俺答汗第三次向明朝提出了通贡的请求。实录谓：“虏酋俺答阿不孩遣夷使堡儿塞等三人款大同左卫求贡。堡儿塞等款双庙山墩投番文，言俺答选有白骆驼九头、白马九匹、白牛九只，及金银锅各一，求进贡讲和，自后民种田塞内，虏牧马塞外，各守信誓，不许出入行窃，大段如曩时石天爵所称者。墩卒纳之，会总兵官巡边家丁董宝等狃石天爵前事，遂杀三人者，以首功报。”这是又一次杀使绝贡的事件。前次是政府官员因杀使绝贡而受升赏，这次只是个总兵官的家丁，竟有如此胆量敢于杀使冒功，这定将引发蒙古军新的一番大规模入掠，明朝边事之坏于此可见一斑。
    使臣被杀后，俺答汗又发动了一番入边抢掠。但是到了七月里，他又通过宣大总督翁万达递上有印番文一纸，且言欲自到边陈款，第四次提出了通贡的请求。这充分表明俺答汗打开通贡之门的决心。翁万达作为一名边防官吏和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为此向世宗建议说：“秋期已届，草茂马壮，正彼狂逞之时，乃遣使求通，虽已被杀，犹屡请不已。或谓虏性贪利，入寇则利在部落，通贡则利在酋长，即其所请之急，意在利吾赏赐耳。”陈其学最欣赏他的前任翁万达的分析并认为他提出的办法也切实可行，但是又被明廷否决了。

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月，俺答汗又派出夷使李天爵带番文至，第五次提出通贡之请，并且恳切地对明廷边臣转述俺答的话说：“其先祖父俱进贡，今虏中大神言：羊年利于取和。俺答会集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四大头目商议：求贡若准，彼进黑头白马一匹、白骆驼七只、骟马三千匹，求朝廷白段一匹与大神褂袍麒麟蟒段等件，各头目穿用。边内种田，边外牧马，夷汉不相害，东起辽东，西至甘凉，俱不入犯”。

可是结果令人十分遗憾，嘉靖帝的旨意是：“黠虏节年寇边，罪逆深重。边臣未能除凶报国，乃敢听信求贡诡言，辄骋浮词，代为闻奏，殊为渎罔。其令总督官申饬镇巡诸臣，协心殚力，通事人役违法启衅者，处以重典。”明世宗再次采取了绝贡政策，堵死了通向边疆民族和平之路。
    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俺答汗仍不放弃通贡的要求，但他不再派遣使者，而是拥众到明朝军营外，“束书矢端，射入军营中”，同时又利用被掠放回的人传言：“以求贡不得，故屡抢。许贡，当约束部落不犯边。否则秋且复入，过关抢京辅。”翁万达在边防前线得到这个消息，赶紧上奏给世宗，世宗则回答说：“求贡诡言，屡诏阻隔，边臣不能遵奉，辄为奏渎，故不问。万达等务慎防守，毋致疏虞。其有家丁通事人等私通启衅者，廉实以闻，重治之。”从这里可以看到，正是嘉靖皇帝本人，以其偏狭、刚愎的性格，顽固地拒绝和蒙古通贡互市，以至从嘉靖十一年（1532）以后，整个北边防线上一直是刀光剑影，战争不断，劳动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后终于酿成明代北部边防危机的第二次高潮，导致京城被围的“庚戌之变”。
    在俺答汗耀兵京郊期间，明蒙之间经过使者往还，达成了撤兵至长城以外开始会谈的协议。这也正是徐阶为世宗所定的计策，因此俺答汗才解除对北京的围困。事后双方达成了于嘉靖三十年（1551）开设马市的协议，于是有嘉靖时期昙花一现的马市，这是俺答汗用武力逼迫的结果。正因为明朝君臣对马市了无诚心，而达成了协议又不得不履行，所以马市只进行了不过一年，明廷就借口蒙古贪得无厌，互市后还继续犯边，而将马市关闭了。

陈其学到边境任职之时正是马市关闭之时，自此以后直到隆庆末年，明朝的北方边界线又进入了战争状态，农牧文化的冲突更趋激烈。上述情况，陈其学了如指掌。

其实，他一直认为，明蒙之间的朝贡体制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一种交往关系，是将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两大体系组织成互补型依存关系的一种体制。只是，他不在朝廷任职，人微言轻，没有机会表达诉求罢了。

“绝贡”政策给嘉靖时期的明蒙关系造成了直接的危害，制约了明代历史的发展。 他不仅给北部边防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使明廷国力遭到了极大的消耗和削弱，同时这种北边防线严密的经济封锁，给蒙古族也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使其经济生活受到影响，经常处于窘迫的困境。而蒙古族为了经济的需求被阻断而不断兴兵入掠，由此而造成人马大量的伤亡，而明朝方面发动的以攻为守的军事行动亦令蒙古族不胜其苦。

对于明世宗时期的这种对蒙的“绝贡”政策，尤其是两次“杀使绝贡’，陈其学固然知道，却无力提出批评（那时候，他还没有考取进士，没有授予官职）。但明朝当时的有识之都曾提出过不同意见，一些还很尖锐。如第一次的杀石天爵，杨守谦就愤然批评道：“兵交，使在其间，况求贡乎！杀一天爵何武？借曰不许，亦当善其词。乃购斩之，此何理也？”

对这些，陈其学后来虽有所感悟，但以他的官职品级和内敛的性格绝不可能直接向明世宗明穆宗提出这些建议的。

明世宗对蒙古族采取的“绝贡”政策，其实给他的后继者明穆宗和高拱、张居正君臣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反面教材。隆庆君臣正是总结了嘉靖年间对蒙政策的失误，对其所造成的危害有了深刻的认识。因而才能纠正弊端，抓住历史机遇，允许通商互市，遂有隆庆年间“隆庆合议”、“俺答封贡”的实现。

陈其学一直在思考这个严肃的问题。这时候，南方的倭乱平息了。陈其学深知，朝廷开了海禁，是倭乱平息的主要原因。而陈其学刚到陕西时的陕西总督曾铣用武力收复河套的行为又一度被权臣（奸臣）严嵩污蔑为“轻启边衅”，被下狱论斩。

既然南方可以开海禁，北方为什么不能通商互市呐？

打又打不得，和又和不得，难道，边境就应该这样一直战乱下去吗？有时，他望着高高的边墙，真希望它成为一道虚设的屏障，蒙汉人们为什么不能像以往一样通商互市，和睦相处呐？

陈其学试着寻找表达自己主张和实践自己想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