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失明  厥有《国语》

——关于《国语》的几个问题

刘兴林

摘要：《国语》是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补充了《左传》的说理，是研读《春秋》《左传》的重要参照。西汉今文经学派出于仕途之争与迎合时政而排斥左氏，认为《左传》、《国语》与《春秋》无关，宋代也有学者提出类似的说法。《左传》复杂的叙事是正常情况下的写作，而《国语》深入的说理可能出于盲人之手或口述。《国语》的解读和传播不乏其人，国别体例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国语；左丘明；外传；国别；编次；时限；注本

《国语》是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左传》和《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其间间经历了刘向、刘歆父子的考辨整理，其说具有权威性。西汉今文经学家否定《左传》与《春秋》的经传关系，而《国语》与《左传》的体例、风格、时代上限等都存在区别。班马和刘氏父子的权威性说法历来受到挑战，对于左丘明有没有这两部名著的著作权聚讼纷纭。梳理这一问题的聚讼，可以写一篇大文章，但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司马迁两次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为什么不说“左丘失明，厥有《左传》”？这个问题还有点儿意思。

一、今文派排斥左氏

西汉今文经学派否认《左传》与《春秋》的经传关系，衅起后人对左丘明有无其人的怀疑。排斥《左传》和怀疑左丘明的主要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左传》存在数条“有经无传”和若干“无经之传”，说明《左传》与《春秋》经传不符，《左传》不是对《春秋》的解读。第二，左丘明的年龄有问题。《论语》中记载孔子所谓“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从语气上判断左丘明比孔子年长；《左传》记载赵无恤的谥号为“赵襄子”，说明左丘明比赵襄子死得晚；左丘明的年龄应该相当于孔子的生年（前551）到赵襄子的卒年（前425），至少有126岁，甚或在130岁以上，而130岁以上的盲人不可能从事写作。

这两条理由看似振振有辞，其实不值一驳。关于经传不符的问题，首先要看占多大的比例。全书百分之九十以上经传相符就足够了，不是每句经文都必须有传文，《公羊传》和《榖梁传》也不是与《春秋》尽相符合。先秦时期著书立说，无论韵文或散文，都是由集体创作逐步走向个人创作，韵文从诗三百到楚辞，儒家著述从《论语》到《荀子》，都体现了这一规律。先秦时期师生合作司空见惯，两汉时期个人写作才真正定型。《左传》中有左丘明的弟子们补写的“无经之传”，在《春秋》收尾之后多写13年的“无经之传”，都很正常，何足怪乎？如果这个道理能够接受，那么第二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左丘明传《春秋》，比孔子年长年少都无妨，没写完就去世也没关系，弟子们可以接着写下去，一直写到赵襄子去世以后。退一步说，左丘明虽然被证明活到130多岁，可他为什么要等到130多岁才进行写作呢？

西汉今古文经学之争“醉翁之意不在酒”，实质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仕途的独木桥上竞争激烈，人越少越好，必须尽量排斥一些人；二是今文经学与时俱进，解读经文牵强附会，适应政治的需要。古文经学的《左传》违背了《春秋》“为尊者隐，为贤者讳”的规则，叙事详细，隐私暴露无遗，是非已成定论，难以根据时政的需要穿凿附会。春秋左传学被排斥在仕途之外，是仕途竞争的需要和政治选择的结果。官方和学界一起排斥，就给《左传》及其作者找出种种问题来了。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的权威性说法不值得怀疑。

《国语》没有被确定为儒家经典，也就没有进入儒家经学仕途竞争的行列。今文家及后世学者排斥《左传》的理由也适用于排斥《国语》。《国语》的体例、文风、时代上限等不同于《左传》，因而即使承认《左传》的地位，也未必承认《国语》同出于左丘明之手。问题在于经学家承认与否根本无关紧要。

二、左丘失明著《国语》

司马迁《报任安书》云：“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这段话的“文眼”在于“发愤为作”四字，所列举的人物都受到了巨大的伤害或沉重的打击，所以才发愤为作，写出了流传千古的文字。司马迁罗列这些发愤为作的人物，当然是用于自我激励，来完成自己的“一家之言”。《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足见其深思熟虑，梦回萦绕。这些人物坎坷悲惨的遭遇都是后天人为造成的，“左丘失明”当然也是后天人为造成的，否则便不能激励其人“发愤”。左丘明可能是因为坚守史官道德而得罪权贵，被处以刑罚，刺瞎双眼。个中原委史无记载，这只是一种推测。

郭沫若《青铜时代·述吴起九》提出左丘明就是楚国的左史倚相。《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灵王说左史倚相是“良史”，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西晋杜预注：“倚相，楚史名。”左史是官职名称，任职既久，遂为姓氏。正如司马迁的远祖是“世序天地”的重黎氏，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是军职，任职既久，便成为姓氏。扶持盲人的人称为“相”，“倚相”意思是依靠导盲人，这位左史当然是盲人。“丘明”、“倚相”都是讳饰盲人的名称，很可能是同一个人，只可惜缺乏文献记载，无从考察。司马迁称“鲁君子左丘明”，说明左丘明在鲁国没有做官任职，否则就会称其官名。或许是这位楚国“良史”受刑失明之后隐居鲁国，著书立说，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

楚灵王是个著名的暴君，穷兵黩武，刑罚无常，他还诛杀了齐国的乱臣庆封。此人说左史倚相是“良史”，而古代被称为“良史”的人并不多，都是不惜牺牲生命而坚守史官道德的人，《左传》中记载有齐国的太史兄弟和晋国的太史董狐。《汉书·司马迁传》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楚国的倚相既为良史，很可能就是被楚灵王刺瞎了双眼。《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几部典籍的名称仅见于此处记载，西汉孔安国的《尚书序》说这些书是“上世帝王遗书”。楚左史倚相能读这些书，一则说明当时尚存其书，二则说明倚相很有学问。倘若以倚相的良史之才写《左传》，应该是很合适的。问题在于这些都没有切实的史料予以证明，只能是推测。

《汉书·艺文志》经艺略春秋类记载有“《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因为《左传》解释《春秋》，所以《国语》被称为《春秋外传》。《汉书·律历志》解释“颛顼帝”和“帝喾”引证《国语》，直接称为《春秋外传》。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中说：“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逸史，纂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周穆王，终鲁悼公，为《春秋》外传《国语》。”汉、唐人的说法没有异议。宋代朱熹、郑樵就两书的体例和用词进行比较，都认为左丘明不著《国语》，清至近代有些学者发挥宋儒之说。

《国语》记史比《左传》早二百多年，但早出的部分不足百分之五，全书的主体部分都是记载春秋时代，与《左传》记史所反映的历史时代完全一致，人物和事件也大多相同。《左传》是编年体，长于记事，史实系统性很强；《国语》是国别体，长于记言，不讲究史实的系统性，两书的风格当然不相同。风格不同不足以否定两书出于同一作者。正是由于风格不同，才可以互为补充，才有撰写和存在的价值。如果史实相同，表述风格也相同，实际上就是复制一遍。一个作者没有必要将一部书复制成两部，如果复制成两部，那就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抄袭了。

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报任安书》和《史记·太史公自序》都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而不说“左丘失明，厥有《左传》”。稍作比较不难看出，左丘明两部著作写作动机有所不同。写作《左传》是为了统一对《春秋》的理解，维护《春秋》正义，避免孔门弟子七十子之徒“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写作《国语》则是因为眼睛失明（或因受刑），身体残废，“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是发愤为作。写作的动机大有不同，两书的风格也就迥异，不足为怪。如果两书反映的历史时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相同，而文章风格也一样，那就只能是复制，毫无创意了。

三、《国语》其书

《国语》是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别体不是以年代为先后顺序，而是以诸侯国为单位记载历史。《国语》的编次以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为序。这个编次是以周王室为起点，基本上按照地理方位来排列，从西到东，由北往南。《国语》的记史起于西周的穆王，终于春秋的鲁悼公，前后大约五百三十多年。记史上限比《左传》早二百多年，下限与《左传》基本一致。全书以国别分目，以记言为主，所以书名为《国语》。

《国语》全书八国之语二十一卷，二百三十四章，共七万多字。其中《周语》三卷，《鲁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吴语》一卷，《越语》二卷。《晋语》九卷一百二十七章，卷数占全书将近一半；单篇章数超过全书的一半，在《国语》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见《国语》是以中原最大的姬姓国晋国为重点。

《国语》不是重在反映诸侯各国的历史发展，而是就《左传》中记载的某些重要的人物史实展开深入的议论说理，人物的议论说理常常形成完整的论说文，有的说理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大多数充满说教的意味。《国语》不如《左传》系统全面地记载历史，各部分繁简不一，作用在于补充了《左传》的许多史实，记言细致深入，说理透彻。司马迁写作《史记》也将《国语》作为的重要参考书，如《周本纪》写周厉王，全文采用了《国语·周语》中的《邵公谏厉王弭谤》。

国别体对后世史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史书体例适宜写诸侯并存或数国鼎立的乱世。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统一王朝居多，分裂局面相对较少，所以国别体史书不是很多。西汉刘向编辑《战国策》，就是采用这种国别体。《史记》中的《世家》三十篇具有国别体的性质，篇内则以时间为序，形成国别体内的编年或顺序记事。此后陈寿的《三国志》、吴任臣的《十国春秋》、崔鸿的《十六国春秋》等，都采用国别体而有所变革。

《国语》属于儒家思想体系而不是儒学经典，研究和传播不如儒学经典那么火爆。除开宋代以后关于作者问题的异议之外，绝少聚讼。《国语》的注释旧有东汉郑众、贾逵、三国虞翻、唐固等人的注本，但并皆散佚。现存最早的注本是三国时期吴国韦昭的《国语解》，韦昭注保存了郑、贾、虞、唐的一些片断注文，其中有不少古训，是研读《国语》的必备之书。

清代学者对《国语》及韦昭注有多种校释。近人吴曾祺有《国语韦解补正》，徐元浩有《国语集解》。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国语》上下两册，是以韦昭注为基础，吸收前人的校勘成果，并略加案语，区别于原注，是一个相当适用的本子。由于原著文本封建理性色彩较浓，其解读传播虽然不属于儒家经学的范畴，而经学的影响却时有体现。

（约438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