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自己，最好的办法是借助他者，在比较中获得澄明，个人如是，文化亦如是。关于中国文化如何，西方文化如何，中西文化有何不同，自晚清西学东渐百余年来，我们已经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反复比较中，攒下了诸多的认识，不一而足。其中两位先生的见解常被援引，堪称透彻精辟——梁漱溟说：“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慢慢发展到心的，中国却有些径直从心发出来，而影响了全局。”（《中国文化要义》）钱穆认为：西方文化的根底在其灵魂观念，由肉体与灵魂的对立，开出感官与理性、物质与精神、现象与本质、唯物与唯心一系列对立，骨子里是“二元世界观”；中国文化则“舍弃人的灵魂而直言心”，“只认人类之心性而不讲灵魂”，人生的意义、人的不朽等一切问题都在“心”上找安顿，是“现世人心之一元观”（《灵魂与心》）。两位先生考察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都认为：与西方文化比较而言，中国文化的原点在于“心”。正是中国独有的心性之学和心性文化，使中国人对宇宙、人生及人自身生命的探询和思考从根本上有别于西方。钱穆甚至认为，中国文化直指人心，以心为宗，以心为本，“不妨称之为心性教，或心教”（《孔子与心教》）。

“心”是中国儒释道文化共同的思想命题和哲学概念，此心当然不是西方和现代人说的心脏，也不是中国传统的五藏之心，而是哲学、思想、文化、学术层面的概念，常与之并提的是“性”——本性、体性、自性。心如何，性如何，心性如何等等，三家各有见解，各有争论，在各家学说里依不同见解又形成不同学说派别。笼统而言，儒家的“存心养性”“身心性命”主要指人心和人性，侧重实践道德和伦理范畴；释家以“真如”“真心”“如来藏”“佛性”等诸多词汇指称心性，认为心是宇宙的本原，侧重本体论和认识论范畴；道家的“道性真性”“性命双修”主要指身心炼养，侧重生命哲学的范畴。总之，千年来，中国儒释道文化对心性的诠说和探讨形成了各自的思想江河，又彼此借鉴，互相吸收，融通汇合成一条“中国心学”的大江大河，注入中国文化的汪洋大海。今天，人们见“心学”即想到以此命名自家学说的明代大儒王阳明。殊不知，心学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从先秦到晚明，广义的心学、心性之学或心性论泛滥于儒释道“文化三江”，正是它，使得儒释道文化在辩争中交流，在排斥中借鉴，在批判中吸收，在相异中求同，最终融通汇合，三江入海，其标志便是宋明理学的诞生。可以说，一部心学史，也是一部儒释道文化的融合史（由于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走过千年历史的中国心学，在程朱理学及陆王心学达到巅峰后，随着清代经学复兴及晚清西学东渐而日益走向衰微。尤其晚清开始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人于浓重的挫败感中，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国民性展开了痛彻心扉的反思。在救亡图强的迫切呼声中，一种进步/落后的二元对立观念控制了中国人的思维，传统文化作为落后遭到批判、抛弃，西方文化作为进步成为救亡图强的希望，中国文化开始了面对他者强势输入的西学东渐时期。尽管一些学者试图融通中西，或引入西方科学、心理学、哲学而对传统文化进行新的诠释，如熊十力的新唯识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或通过中西文化比较发掘传统文化优势以确立文化自信，如梁漱溟、钱穆、马一浮、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人的新儒家。但是，在动荡年代，种种原因使得诸家学说都没有取得足够持久的影响力。1958年，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在海外共同发表宣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认为“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神髓”，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生命”。海外新儒家对心性之学的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引起国内学界关注，但总的看，晚清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席卷下，中国传统文化不论是心性之学还是经世之学，都在长久的失落与沉默中，渐渐淡出了中国人的生活与视野。如今，作为整体的、为生命提供滋养的中国传统文化，已被西方教育分科制度肢解成各种专业科目，或作为象牙塔里的纸上学问，或作为与生命无关的谋生职业，其整体、鲜活的神韵气质普通人是无法领略到了。虽然也有国学热，但热的只是书法、汉服、诗词、太极、中医、养生、辟谷、气功等文化项目，并常常成为消费文化的新宠或庸俗化为鱼龙混杂的文化快餐，真正的国学的灵魂、国学的生命，却被遗忘了。这个灵魂，这个生命，便是千年来为传统中国人提供生命意义和价值、为中国人安放身心性命的心性之学。它承载着中国文化以人为本、以心为本的根本精神，凝聚着中国人的人格理想、生命智慧和担当精神，彰显着中国文化的包容大气、真诚恻怛、温润圆融。千年来，无论文人士大夫还是寻常百姓都受惠于它，它是蹦跳在传统中国人胸膛里、为全身输送意义和价值之血液的“文化心”。

然而，很长时间来，中国人渐渐失落了这颗“文化心”。早在十六世纪的王阳明时代，这位心学大师就在《拔本塞源论》中悲叹“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那时已是“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的境况了，“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其所描绘的“功利之毒”，似乎也正发生在今天。之后五百年，在现代化高速路上狂奔的中国人，在全球化大潮的助力下，用三十年时间跑完了西方一百年才走完的道路。物质如此丰饶的今天，人们却以更为急切的心情“舍心逐物”，“终日驰求于外，做得个义袭而取”（《传习录》）。唯利是图的世界观、纵欲享乐的人生观、金钱膜拜的价值观已合理化为一种大众共识。财富暴涨、信息爆炸使当代人的生活方式、生存形态发生剧变，由此带来的精神剧变、心性剧变、文化剧变，恐怕不啻于百年前那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当然，在全球化时代，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等问题也不仅仅发生在中国，早已是世界性病症了。纵观人类文化史，除了神，心和物恐怕是人类最基本的两项需求了，人类历史上多少思想和文化，或许都可大致归入这三个范畴，于是有以神为本、以心为本、以物为本三种世界观，在西方相应发展出基督教神学、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三种学说，漫长的西方文化史，粗略看不外乎这三种学说的此消彼长。当神对人造成压抑的时候，主张人性自由、张扬自我独立的学说便应时而起，当物质高度发达以至于人被物化为“单面人”时，主张灵魂、潜意识乃至神性的学说便流行起来。在心物（主客）的二元对立中，神始终起到平衡作用。从根子上说，西方文化是神本主义，注重人神关系，心物（确切说是灵肉、主客）的二元对立由神（上帝）来协调平衡。在上帝面前，人生而有罪，人生就是面向上帝的赎罪过程，人神关系决定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即便个人主义，也是孤立的自我面向上帝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而资本主义则是由个人以勤劳节俭为救赎之道发展而来，个人的劳动与禁欲被视为对上帝的荣耀。

中国文化则是一切从人出发的人本主义，注重人禽之别、人之为人的道理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人禽之别在人性，人之为人在人心，人与人的关系靠人心打通，人与天地宇宙万物的关系也靠人心这“一点灵明”来沟通，而人本身就是“天地之心”。所以，中国文化也是以心为本的文化。心与物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物统一于心，物是臣心是君，心物一体如君臣同天下，治心治家治国治世治天下的道理是一样的，所谓由世道显人心，由人心显世道，要使心物和谐而天下平，靠的是个人的存心养性、成贤作圣，而不是靠心外的神力。所以，人生在世，首先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心养好、修好，修出一颗圣贤之心，进而推己及人，把这颗心层层扩大到家国社会，利济苍生，即所谓内圣外王，这是传统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正是这样的世界观、这样的文化思维，使得源远流长、丰富博大的中国心性之学成为中国文化的精髓、骨干。如今，物欲的弥漫与心灵的闭塞、信息的爆炸与心智的弱化，造成的心物失衡、利令智昏已近乎极端，恐怕是到了需要重新发掘、大力弘扬中国心性之学的时候了。

然而，受西方文化百年洗礼的中国人，对老祖宗的文化却已极其陌生以至于误会重重，而遇到问题时，人们总是习惯于向西方找答案，于是，西方哲学、心理学、神学、灵修、心灵鸡汤等各种文化轮番热闹，结果发现，舶来的“西方心”装在中国人的腔子里，倒像是一个无法向全身输送鲜血的死肉团，西方文化骨子里的神本主义和主客二元论与自家的人本主义一元论终归是歧途，况且，也没有人愿意以玄奘取经、译经的精神来翻译这些文化，大多是以拿来主义、功利主义的态度蜻蜓点水、支离破碎地扫过，所以，终归没有能够像第一批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那样，因其以心为本的心性一元论，因其扎实的翻译、善巧的本土化工作而落地生根，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迄今，各种名目的西方心灵学说分别热闹两三年后，又留下什么呢？虽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思维习惯，但却没能够像宋明时代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一样，成为中国人可以安放自己心灵的精神归宿和文化土壤。阳明心学启发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我们却在现代化进程中失落了自己的传家宝，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人该向何处安放自己的心？中国文化该从何处获得自觉和自信？我们能否学习宋代儒生面对佛道文化挑战时“修其本以胜之”的智慧，在深入了解西方文化和全球化时代人类生存形态的同时，反身检视自家传统心性之学的宝藏，以“吾道固有之”的自信对千年来的中国心学作与创造性的转化，让传统心学智慧走进今天人们的生活，让这颗千年传承的文化心再度激昂跳动于当代人的胸膛？

所有这些思考和追问，都促使了一种当代心性之学的应时而生，这便是今天方兴未艾的“雪漠心学”。

——选自《真心》 雪漠（Xue Mo）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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