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作家的对话】主流价值观限制了文学的发展

●雪漠：最近我看了你的《轻柔之手》，虽然形式和内容上与我的作品差别很大，但我们似乎都在寻找着同一种东西。能谈谈你对《西夏咒》的看法吗？

◎张存学：《西夏咒》是从人类灵魂的角度往下写的，而且更深层次地挖掘了人类的精神问题。整部小说中，充满了一种对精神追求、精神安顿、精神走向的书写或者展开，再就是一种追问。同时，它也给人的精神预期目标设定了一个高度，就是超越。这本身已经超越了当下中国文学界的文学创作，而且超越了文学的范围，写了一个所有中国人都在面临的非常大的问题，比如精神问题、灵魂问题。

现在中国人的精神严重趋向平庸化，我也在想，这种平庸化是怎么造成的？恐怕这样的历史阶段不是某个时期所造成的，而是长期熏染，加上现代的通俗文化、商业文化对人的影响，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所以人的精神就会变得更平庸，而且越来越平庸。人们自愿地、无意识地服从这种平庸文化的主宰，不断使精神文化层面变得越来越苍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家面临的巨大问题不是怎么玩小说技巧——我觉得技巧是另外一个方面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作家本身在精神上有着什么样的深度、厚度，有着什么样的思考，至少要具备这种能力。这一点非常重要。

●雪漠：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境界。目前的中国文学，流行着自己创造的一套游戏话语，它缺乏一种精神的高度，因此还需要实现自身的超越。我到一些地方参加会议时，发现大家都在制造话题，在制造游戏规则，然后自己在自己营造的某种氛围里狂欢。他们丝毫不知道，世界并不在乎他们。换句话说，文学界小圈子里的那种狂欢、那种游戏规则，只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一种虚假喧嚣，是一种自得其乐的东西。许多时候，其中的一些人已经误导了人类的存在。它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普遍现象。

◎张存学：你说的这种现象，其实就是在远离真正精神追求的前提下，自己制造的一种噱头，然后自己在里面显示自己。这种人整个就是“半吊子”，包括一些评论家，都是些“半吊子”。所谓的“半吊子”，就是还没有从旧的价值体系里完全摆脱出来的人，这种人缺乏对个体人本身的一种真正理解，没有真正地去了解过人的尊严、人的天性或者说人的存在，还是在一种旧的价值体系之下，作着某种自以为是的演说。实际上，这种演说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他们不过是想制造一些话题，然后掌握这些话语权，这些话语权恰好迎合了所谓的主流话语。虽然他们或许不承认这一点，但在心理上，他们确实依附于这种主流话语体系。

●雪漠：所谓的主流化，其实就是一些人在自得其乐，并且把这种自得其乐的东西弄得非常喧嚣，于是才形成了所谓的主流话语。事实上，这种喧嚣毫无意义。更可怕的是，如果你把这种喧嚣、这种话语和人类存在——包括《轻柔之手》、《西夏咒》中思考的诸多问题——联系起来，就会发现，这种东西已对整个人类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但问题是，主流话语自己不去思考这些问题。他们不去直面人类存在与人类灵魂，也读不进这个领域的诸多好东西。只有那些没有被流行规则所裹挟、远离流行规则和话语的人，才能从这类作品中读出真东西。

昨天，一位同济大学的文学硕士来找我，她说自己在写一些研究雪漠作品的论文。她希望能将我划分到某个体系里去，用他们的概念对我进行归类，但是按照这种写法，她根本写不出来。因为她发现，无论把我归进哪一种体系，似乎都不太合适。所以，她就到西部来找我，想跟我谈一谈，结果来了之后，她发现自己更没法写了。为啥？因为她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是一种无法被概念框住的东西。

◎张存学：现在评论界和学术界走的这种观点式的、体系化的路子，严格地说，早就已经没用了。但是一些评论家，却仍然想要把你归类，这种做法是非常愚蠢的。

●雪漠：我告诉她，鲜活的生命是远离概念的。如果你想用概念来限制它，就会像削足适履，或者把巨人关在侏儒的笼子里一样，非常滑稽，也非常可怕。因为它只可能让巨人变成侏儒，而不可能让孩子长成大人。

现在有好多作家的作品我根本看不进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看他们的文字，就发现他们在玩一种心机，这种心机里有好多我不喜欢的东西：第一，他们想通过文字实现一种功利化的目的，例如，他们想吸引我，让我欣赏他、赞美他，或者说他们在处心积虑地迎合读者、讨好读者；第二，他们文字背后的心灵显得非常小气，非常狭隘；第三，无论他们如何故作高深，如何故弄玄虚，都掩盖不住灵魂的苍白与不够饱满。

◎张存学：他们在精神上没什么高度，玩的仅仅是一种技巧。我比较注意北京的、东南的一些作家。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很有才华，但我看过他们的作品之后，仍然感到非常失望，因为这些作品与我们的预期相差甚远。而且，这在中国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整个中国文学界都显得非常苍白。很多作家都在玩一些感觉，或者说不得不玩。他们对于生命也有一定的感触，有一定的理解，对人类的困境也有某种程度上的认识，但是如果不具备一种巨大的精神向度和深度的话，他们的认识就会显得非常狭隘。

你和我的写作，基本上都是远离中心话语的，而且我现在越来越不在乎中心话语在说什么，甚至在有意识地跟它拉开距离。去年我在北京待了几个月，也见识了一些所谓评论家的演说，但是我非常失望。他们掌握的观点非常多，而且有些还是国外拿过来的，但他们仅仅是占有观点，拿观点来套中国的现实。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样的一种思想方式，令我感到非常非常失望。同时我也意识到，在中国，“思”的任务，精神的问题，对个体人的认识等诸多任务，都是非常艰巨的。

●雪漠：这个“思”说得非常好。“思”的本质在于“跳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超越”。换句话说，就是不要被流行的东西卷进去，失去了自己。不过，我所认为的“思”是一种人的主体性、灵魂的主体性，这可能和海德格尔等人的看法不太一样，但从本质上来说，它们仍然是相似的。

现在，整个中国都处于一种迷失的状态，无论作家也罢，老百姓也罢，都被一种概念裹挟了。大家都像磨盘上的蚂蚁一样，不管怎么挣扎，都逃不出转动着的磨盘，几乎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种不自由的状态。而所谓的“思”，就是一种与之相反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独立精神，或者人的主体性的觉醒。总之，它告诉人们，必须跳出这个磨盘，用一种旁观者的眼光来观察它——这就是你所说的“有意识地避开中心话语”。我也在逃避这种主流话语，但我称之为“不在乎”。我不在乎他们的游戏规则，不跟他们玩这个规则，甚至不跟他们玩这个游戏。如果我想玩，就会建立自己的规则。

我看过诸多评论，诸多畅销书，也接触过诸多流行概念，我发现，那里面充满了他们建立的一种游戏规则，这非常可怕。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规则看起来非常正确，但其实可能是错误的。现在，对文学失望的人越来越多，对文学失去兴趣与信心，以至于离开文学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就证明，目前的游戏规则中有一种错误的导向，它远离了人类当下的需要。好多人都不愿意正视这一点，反而去质疑一些被主流话语否定、却被市场认可了的八〇后作家。很多人都想不通，为什么这些孩子的作品发行量会这么大？其实答案很简单：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游戏规则。不管这种规则市场化也罢，什么也罢，至少证明了他们身上肯定有着一种我们没有的东西。好多作家不认可他们，因此就无法从他们的作品中得到营养，也没有发现一些我们应该关注、却没有关注的东西。

◎张存学：那些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以及读者的认可，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八〇后的代言人。为什么他们能成为这一代人的代言人呢？因为，他们的身上有着一种对陈旧价值体系的拒绝与远离，而且他们比前人们干净一点，意识中的重负、累赘、积弊也要少得多。而这些东西对他们的过分侵害，又恰好引起了他们的排斥，使他们更能发现这种侵害的虚伪面目。

你刚才提到，游戏规则背后有着某种主宰的力量，这种力量具有控制力，同时也具有暗示性。例如评奖。参与评奖的这些人，包括我们现在的文学刊物，都会有意无意地依附于这样的暗示，并且对其作出回应。比如说，编东西或者评论某部作品的时候，他自己就会不由自主地去回应诸多规则给予他的暗示。包括很多人的写作，实际上也是在回应。很多人都跳不出这种被控制的圈子，以及这个被控制的价值体系——虽然他们自己也很想跳出。为什么呢？因为从功利的角度来说，他们需要这些规则，这些规则可以给他们带来许多实惠，例如名誉、物质等等。当然，这也因为我们中国作家没有在精神独立这个领域付出足够的努力。

对照当代世界文学的一些译作来看，当代中国文学与当代世界文学的差距，主要还是集中在精神层次这方面。就是说，我们能理解他们的东西，也认可他们的东西，但是我们自己做不到。我读过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几本书，他生活在一个东西文化交汇的城市——伊斯坦布尔，他的精神是世界性的，眼光也是世界性的，而我们中国作家却始终被一种低层次的价值体系所控制、所影响。更致命的是，哪怕是一些非常粗糙的精神追求，在现在的中国作家群体中也非常罕见。

我总是在想，为什么中国人现在会是这样一种状态？其实我们的祖先在文化源头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非常好的东西。即使从世界的角度来说，这些东西所传递的思想、所展现的境界，都是非常高级的。比如庄子、老子、墨子、孔子创造的文化都是非常优秀的。但是现在，我们根本没办法传承祖先留下来的东西。为什么没办法？因为我们没有这种能力，路子也早给断掉了。如果我们再回过头去，想把一些遗落许久的东西重新拾回来，就会觉得非常吃力，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为什么我们的精神力会这么差？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

●雪漠：主要是因为人们把“心”给丢掉了。这个“心”，就是你刚才谈到的那种“思”的能力、主体意识的觉醒。

现在，每一个人、每一个作家，都好像旋风中的树叶一样，随着气流在身不由己地剧烈舞动着，根本就跳不出这场裹挟了自己的飓风。就算有的“叶子”能跳出去，也会因此被整个价值体系所抛弃，迅速凋零。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要是你不按主流的价值体系、评判标准去写作和生活的话，主流媒体就不在乎你，或者说会故意冷落你，那么你就会失去话语权，甚至会失去所有的平台。

我再举个例子：我的小说，大家读了都非常喜欢，可是一旦超越小说层面，谈到我的某种世界观——比如我们所说的“大手印”，以及西部文化中的超越文化等等——无论写得多好，诸多的刊物都不敢发，就算他们也知道那是好东西，仍然不敢发。所以说，《西夏咒》的出版确实是个异数。不过，虽然它发表了，而且一些主流媒体——例如《人民日报》、《文艺报》等等——也有过相关报道，但所有的报道都没有触及它真正精髓的东西，都是在顾左右而言他，说些附加的东西，比如西夏文化等等。就是说，你想要宣传这个东西，就必须换上一套他们认可的话语。例如，把带有宗教精神的某套话语体系，转换为一种类似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语言体系，它才会被人们所认可。

——选自《光明大手印：文学朝圣》雪漠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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