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坐火车。我几乎每次外出开会都选择了火车，除了为接待单位省钱这一理由外，还因为我能在火车上感受到一种飞逝而去的存在和被抛入陌生和孤独的感觉。这是人生的感觉之一，可惜被当代人忽略了。他们忽略了一种飞逝而去的存在，而将眼前的虚幻执着为实有，从而迷失了智慧的光明。文学的功用化、世俗化、功利化，正是作家“执假为真”的结果。眼前的物质外现成为一个个迷失心灵的诱因。文学因而也成为欲望的助缘。而许多时候，欲望的助缘也是罪恶的助缘。任何阅读时能激发欲望、贪婪和仇恨的作品，充其量只是罪恶的帮凶。真正的文学应该为人类带来清凉，带来宽容祥和，带来宁静和平。 

　　多年来，我一直进行在“朝圣”途中，而从不去管我经历过什么寺院。某年，我朝拜了五台山的几乎所有寺院，但我没有记下一个名字。只记得，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宁静地行走在那“朝”的途中。我心中的朝圣，不是去看哪座建筑或是地理风貌，而纯属于对一种精神的向往和敬畏。我所有的朝圣仅仅是在净化自己的灵魂，使自己融入一团磅礴的大气而消解了“我执”。 

　　更多的时候，我的朝圣都选择偏僻而冷落的所在。因为只有当自己拒绝了喧嚣而融入宁静时，你才可能接近那值得你敬畏的精神。我曾许多次接近朝圣的目的地，却选择了远望静思，而后转身。某次，我去朝峨眉山，到峨眉山的脚下，却放弃了上山。因为我朝的不是那几座建筑，或是那几尊佛像。不是。我在向往一种精神并净化自己，这也许是真正的朝圣。 

　　多年来，我研究了世上十多个有名的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蓍那教以及佛教的几乎各种流派。我深入到了它们的支流和深层。我不仅仅是在研究，更是在实践印证。我想从宗教中汲取一种能滋养人类灵魂的养分。宗教被制度化之后，已成为一种远离真理的教条化存在。不少宗教在被制度化后都失去了其本有的精神，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枷锁和镣铐。当然，被制度化的文学同样如此。宗教的真正精神是追求绝对自由，即任何外现都干预不了的一种独立的“主体性”，也即藏传佛教所说的“心气自在”。当然，宗教被制度化后，就会远离这种精神。繁冗的教条使宗教变成了心灵枷锁，而世俗的欲求又使宗教成为另一种“买卖”。数以亿计的信仰者，其目的，仅仅是想用那点可怜的信仰铜板，换来金山般的福报。所以，我在《我的灵魂依怙》说：“真正的信仰是无条件的。它仅仅是对某种精神的敬畏和向往。信仰甚至不是谋求福报的手段。信仰本身就是目的。” 

　　作家的创作自由亦然。当世上所有的规矩、外现、存在，只能成为创作主体的养分，而不能成为枷锁和镣铐的时候，也即所有的外现不能干预创作者的心灵时，自由才可能产生。自由是心灵独立后的产物，是“了无牵挂”后的本真显现。 

　　在哲学的教条化、宗教的制度化、文学的功利化之后，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东西。它能汲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营养，但又能超越母体。它抛弃宗教之制度化垢病，抛弃哲学之繁琐，文学之虚浮，成为一种能“直指人心”的东西。它简单，澄明，干净，质朴，超越名利，能春雨润物般为灵魂提供一种滋养。同时，我也在寻找一种叙述方式，来充当那滋养的助缘。 

 
　　我们可以期待这个世界对文学的重视，但我们首先得给它一个值得重视你的理由。在越来越多的新型媒体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时，小说的存在能否久远，成为一个必须追问的问题。许多作家都在抒发对小说的看法，但大多忘了一个问题：小说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下去，你有哪些必须存在的理由？你是想为这个世界提供贪婪的诱因？或是娱乐？或是别的？只有在这个理由非常充足时，小说才可能存在下去。任何一种因边缘化而被人们“抢救”的对象，就是因为它丧失了存在的理由。 

 
　　有人说，这个时代，是一个众神缺席的时代，教徒们仍在顶礼膜拜，但被膜拜的神却不见了。文学亦然。文学的诸种形态仍然存在，但文学精神却不见了。一种徒有形体而匮乏精神的僵死，是不能在这个世上永存的。换句话说，时下的小说，已经丧失了一种存在的理由。所以，欲继续存在下去的小说，必须找到那已经迷失的精神。 

                             ---发表于2008年2期《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