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羽：以后，你的创作似乎该转型了，毕竟时代变了，你该写写别的了，别叫人把你定位成“乡土作家”。

雪漠：“乡土作家”也没啥不好，因为所有的名相都是虚妄的。别说名相，连这世界也虚幻无常呢。就算我能写出“传世”之作，那欲“传”的“世”究竟能存在多久？谁也说不清。且不提人类正复仇般地作践地球，也不谈万物的成住坏空，只要某个有核武器的疯子一犯病，那“世”就没了。当然，我也想靠文学来救世。救世先救心，读过《猎原》的朋友可以看出，我甚至极力想凭借文学，来延长“世”的存在时间。当有人抱了救“世”之心时，这“世”就很令人担忧了。正如当人类抢救和保护某种动物、某种文化时，该动物、该文化也就面临了很深的危机了。

何羽：你认为文学能救世吗？

雪漠：不好说。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文学很无奈，它改变不了世界。它所能改变的，也许仅仅是我们自己。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改变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在改变世界呢？

何羽：我发现，你在创作手法上，走的是以前经典的路子，距时下的那种时尚写法很远，你如何处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

雪漠：我很少考虑这类问题。我所做的，仅仅是如何让自己更“大”一些。我常说，要是创作主体是老鼠，那它们无论怎样思考“形式和内容”，也照样生不出狮子。哪怕它胀破肚皮，生出的仍是老鼠。要想生出狮子，只有一个办法：先让自己变成母狮，再跟另一个雄狮——即：作家感受到的强有力的生活——进行生命的交融。我的深入生活，我的读书，我的思考，我的所有意愿和行为，其目的，仅仅是努力让自己变成“狮子”。我说过，要是你想成为大海的话，哪怕绽出一小朵浪花，也照样有大海的气息。我虽然也大量读书，甚至也读一些叙事学之类的理论，但我的所有读书，仅仅是让知识成为营养，而不是让它们变成我的镣铐。所以，我从来不想叫什么“主义”和“技巧”之类束缚我鲜活的灵魂。许多东西，一旦被制度化后，就成了一堆僵死的教条。

何羽：你能否简单谈谈《白虎关》的创作过程？

雪漠：《白虎关》跟《大漠祭》、《猎原》的写作同步，初稿完成已多年了，这几年，伤筋动骨的重写和大改有三四次，小改更是不计其数。我没有某些作家一挥而就的天分，写时虽也喷涌不已，但我总是不满意自己。比如，我的《大漠祭》，原是中篇小说，我越“成长”，就越不满意它。我只好一次次重写，屡废屡写，不知写了多少遍。《猎原》和《白虎关》也是这样，我越“成长”，就越不满意它们。那不满意导致的重写和修改，也就无休无止了。从25岁写中篇《大漠祭》开始，到45岁长篇《白虎关》定稿，二十年就这样过去了。这二十年，从表面看来，我只写了一家农民。其实，它更是我最重要的一段人生历程，我完成了从文学青年到优秀作家――我自己这样认可――的升华。不管我写的有没有价值，但至少做到了一点：我奉献了二十年黄金生命时段里全部的心血和真诚。

何羽：你以后会不会写城市？

雪漠：说不清。中国文坛不缺少写城市的作家。他们写了大量关于城市的经典小说、先锋小说和时尚小说。有我不多，没我不少。但正因为写农民的人少，写活他们的更是了了无几，所以我才觉得自己有了写作的理由。我只能按我心灵的意愿而为。否则，我就不写小说了。我会去放生，去朝圣，去享受灵魂的安宁，或将那安宁传递给需要它的人。

何羽：《白虎关》比《大漠祭》怎么样？

雪漠：不好说。要是按我以前的性子，我会肯定地说，“当然比《大漠祭》好！”因为在这三部长篇中，《白虎关》用了我最多的生命积累，耗了我最多的心血，投入了我最独特的生命感悟；但我仍然觉得“不好说”。《猎原》的出版，让我聪明了许多。有时候，作者喜欢的作品，读者不一定认可。像《猎原》，它多次登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家推荐排行榜”，还曾排名第一，可读者一提及，还是认为《大漠祭》更好。所以，我不知道《白虎关》能否赢得比《大漠祭》更多的喝彩。

何羽：是的。有时候，作家喜欢的作品，读者不一定喜欢。

雪漠：我在《大漠祭》“序”中曾说，读书如攻城，是需要实力的。要想读懂真诚的作品，至少也需要投入相应的真诚。从对我的小说的解读上，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叫好者，多是相对宁静之人。因为我的小说，都是从宁静中流淌出来的，心灵浮躁者很难深入。记得《猎原》完稿时，为了避免读者误解，我着意用了个题记，“在心灵的猎原上，你我都是猎物。”但好些人仍“仅仅”将《猎原》当成环保小说，这如同把《唐吉诃德》读成骑士小说一样。所以，很多人问我，“《白虎关》是不是比《大漠祭》好？”我就觉得“不好说”。

何羽：你如何对待喝彩声？

雪漠：我的写作只为慰藉灵魂，非为赢得喝彩或是招来名利。当然，有喝彩、有名利我很高兴，没有它们我也不沮丧。我曾在《我的灵魂依怙》一书中写道，“我愿意在喧闹之中寻找一份清凉，在迷醉之中保持一份清醒，在庸碌之中体现一种高贵，在大善之前保持一份谦恭和敬畏。因为我知道，承载我思想的肉体很快会消失，无论我多么虚矫和世俗，都不会改变我终究成为白骨的命运。相较于亘古的大荒，生命的翕忽善逝比闪电还快上万倍。趁着还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时，趁着还能做些有益于众生的实事时，我应该投入全部的身心，奉献全部的真诚，宁静专注地做我应做的事。”要知道，无论你是否愿意，那名利和喝彩都会烟雾般远去的。那怕此刻全人类都在赞美你，但这一茬人类消失时，你仍然会成为另一茬人类的陌生，除非你写出了能叫下一茬人类也喝彩的东西。所以，有没有喝彩声不重要，关键在于，你写出了啥？

何羽：你成功之后，又去过许多大城市，还去了国外交流，见识了太多的热闹，你现在还能像以前那样宁静地写作吗？

雪漠：我还是那样。经过了十多年的深入生活之后，我常常成年累月融入宁静和空灵，心无挂碍，触目随缘，行住坐卧，明空如天。读书写作之余，心中也会涌出世上没有的歌。于是我就唱它，陶醉在一种境界中。这时的唱，啥都不为，只将“我”消融于真、善、美的旋律之中，快乐无忧，觉醒于当下。当然，那时是想不到喝彩的，更不会算计唱一曲能挣多少钱。这时的“唱”，本身就是目的。我的写作亦然。我老是陶醉在写作本身的快乐中。当写作进入酣畅状态时，身心就啸卷着能充满宇宙的空灵和大乐。它几乎超越了世上所有的享受。这时的写，本身就是目的。

何羽：你现在是不是还想写作理由之类问题？               

雪漠：当然。我的写作理由很简单，概而言之，不过两种，一是，“当这个世界日渐陷入狭小、贪婪、仇恨、热恼时，希望文学能为我们的灵魂带来清凉。”这是我领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时的感言，虽然只有一句话，却赢得了雷达、莫言等人的喝彩，可见他们也深有同感。文学应该有一份光明，有一种能使我们的灵魂豁然有悟的智慧，它能使我们远离愚痴、仇恨、贪婪和狭隘。另一个理由就是，我想将这个即将消失的时代“定格”下来。当然，我指的是农业文明。爱尔兰女作家西芙告诉我，现在的爱尔兰文化也成为一种过去，全球化的浪潮卷走了许多地域性的文明。时下我所描写的这种生活，已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亘古的暗夜很快会淹没一切。而且这种淹没，是永恒的消失，决不会再有回来的可能。除非在另一个新生世界里，重新诞生人类，重新孕育出农业文明。

何羽：是的，时下许多东西都会永远消失，对此状况，我们真该做些什么了。

雪漠：中国有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我们的小说为它留下了哪些东西？你要是仔细盘点的话，肯定会失望的。而时下，那能冲毁一切的狂涛已经破门而入，势不可挡了。我只想努力地在艺术上“定格”一种存在。但也许我的所为，就像唐吉诃德斗风车那样滑稽。明白了这一点，你才会明白我的小说为啥是那样一种风格了。我不是不会写时下流行的那种小说，我也会时尚，也会编故事，也会故弄玄虚，也会卖弄技巧――不信你看看我的小说《博物馆里的灵魂》。――这样的小说，有许多人正在写，或者已经写了。这世上没我不少，有我不多。我写的，并不是好些人眼中的小说，我只写我“应该”写的那种小说。它也许不像小说，也许有许多毛病，也许很笨拙，为一些学者嗤之以鼻。但那正是我追求的，因为它最大容量地承载我想描写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不想当学者眼中的好作家，更不想在文学史上讨个啥地位。我仅仅是想定格一种即将逝去的存在。当然，我想“定格”的，不仅仅是生活，更是灵魂。对前者，《大漠祭》、《猎原》着力较多；对后者，《白虎关》更为侧重，书中便有了那些经受历炼的灵魂们。

何羽：你认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什么?

雪漠：我认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如何让自己大起来，大境界，大格局，大眼界，大胸怀。只有在你成为梵高之后，在别人眼中司空见惯的向日葵才会燃起生命的火焰。我眼中的每个人物、每个家庭都是一个世界，作家穷其一生也未必能写出万一。这世上，最大的迷团其实还是人自身。任何一个自认为写尽了某个领域和行业的作家只能说明他的弱智。按我自己的选择，我倒愿意穷其一生写好“一家”农民，写出他们的灵魂、命运和追求。因为，他们的身上，也承载了“人类”的全部信息。时下，文学界对西部作家的说法颇多，非议者说西部作家“倚西卖西”，将西部符号化了，不是大漠，就是戈壁。这种说法很可笑。难道我们不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反倒要去写陌生的纽约和上海外滩？其实，题材并不重要，《红楼梦》也不过写了些日常琐事。那怕面对一朵小花，不同的心灵会折射出不同的境界。重要的是，写作主体如何摆脱渺小、媚俗和卑下？如何让自己的灵魂伟大起来？如何叫你感受到的独特世界跃然于纸上，给世界带来全新的审美？

何羽：你的写作，跟时下的那些作家不一样，从更高意义上看，你其实是在享受写作。

雪漠：是的。我是个很“自私”的人，我的写作，更多的是为了享受灵魂酣畅流淌时的那份快乐。生命很短暂，我实在没有时间和心情去计较别人的好恶。我的作品能否传世固然重要，但对我个体的生命来说，享受当下的宁静和快乐是超越一切的。我真是为自己灵魂的快乐而写作的。我不会为了得到一些也许是智者、也许是混混的，有着各种称号的“他们”叫好，而扭曲自己的心灵。因为无论哪个时代，充斥世界的，大多是一些不明生命意义的“混世者”――对这个词，我没有丝毫贬意。我父亲就自谦为“混世虫”，我仍然很尊敬他，并羡慕他的活法。――当满世界时尚的“阳春白雪”泛滥成灾时，选择即将绝种的“下里巴人”，是需要清醒和勇气的。但我从来不六神无主地观察世界的好恶。我只想说，我不会迎合世界。我只求能在死神追到自己以前，说完自己该说的话。哪怕我固执的结局，是被搅天的信息掩埋，但我明白，被掩埋的璞玉仍是璞玉，被摇成旗帜的尿布还是尿布。因为我清醒地明白，岁月的飓风正在吹走我们的肉体，无论我们愿不愿意，都会很快消融于巨大的虚空里。可能留下的，也许只是你独有的那点儿精神。所以，每一个有灵魂和信仰的个体，都应当明确地告诉心外的花花世界：我不在乎你。

何羽：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迎合世界？

雪漠：是的。你发现没有？许多时候，不迎合世界者，反倒可能赢得了世界。世上有好多这样的特例，如孔子的儒学，如罗曼•罗兰的反战，如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等，在噪音搅天的那时，他们都没有迎合世界――孔子甚至被讥为“丧家之犬”――但终于，世界迎合了他们。再如，德国哲学家康德，他在世的很长一段时间，没人知道他。人们只看到他在那条小路上走过来走过去，像闹钟一样准时，却没人理会他。但后来，全世界都知道他，他成为哲学史上绕不过去的桥梁。时代的喧嚣并不能淹没康德。那个固执而不明智的“丧家之犬”，现在更成为“万世师表”了。

何羽：在全球化的文化大背景下，有多少人能体会或是欣赏你所向往的那种精神呢？

雪漠：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能承载人类精神的，只有少数人。在任何时代都这样，无一例外。可是，当你翻开历史，就会发现，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闪光的，也就那么几个名字，也就那么一点思想。跟他们处于同一时代的绝大部分的人都被淹没了。被淹没了的，多是混世者，多是追赶时尚和潮流的人。他们只有欲望，却没有思想，也没有灵魂追求和信仰。他们占绝大多数。他们制造的喧嚣和噪音也最多。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总能淹没一些声音，就像现在的时尚追星族可以淹没我的声音一样。但历史上留下来的，恰恰是那极少数人的声音，它是人类文化中最闪光的东西。哪怕世上的人大多变成追星族，大多成为混世者，但这茬人死去之后，留下来的，仍是那个时代最清醒的灵魂。这些灵魂的数量并不多，像俄罗斯的某个时期，留下的，也不过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但正是这几个名字，代表了俄罗斯大地上最宝贵最精髓的东西。现在，时代的喧嚣惊天动地，一些外来文化、一些时尚文化、一些追求及时行乐的文化总在淹没真正的智慧。但随着这茬人肉体的消失，那些声音就被岁月的飓风吹得再也找不到一点痕迹。留下来的，仍是一种清醒的智慧的声音，它可以穿越历史的时空。

                     ===《热血、厚土---东部企业家周星增与西部作家雪漠访谈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