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参照

跟香巴噶举的相遇，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那年，我已三十二岁，已颇通佛教显宗教理，并能宣讲法要，在修证上也有点心得。但我一直没皈依任何人。我一直自认有一种宿慧――当然你也可以称为“我慢”――对我人生中后来发生的许多大事都能心中有数，无论是文学还是宗教。我仿佛能明明白白地看到我未来人生的轨迹甚至重大事件。这不是故弄虚玄，现举一例：二十多岁时，我在乡下教书，因教务缠身，不能畅然执笔，遂向原武威市文化馆某馆长求救，说我于三十多岁时必能扬名全国，请他帮我一把。此信发出，自然杳无音讯。但十多年后，我的长篇小说连连获得“冯牧文学奖”等十多个荣誉，我便成为所谓的“走红”作家了。一日，那馆长整理旧物，翻出旧信，阅后大惊，说：“那家伙，在十多年前就知道他有今日之成就。”我也曾在二十余岁时，跟当时主编《武威报》的老作 家李田夫先生谈及我的未来，我说何时闻名甘肃何时扬名全国，后来均应验；甚至连一些细节，都不差分毫，比如，二十多岁时，我就对人说我的《大漠祭》会在上海打响的。在我的生活中，这种事例很多。有未来发生的好多事，我仿佛能明明白白地看到。这里没有理性的推理，而是直观的智慧。

我说出这些，不是为眩耀，而旨在说明一点：跟江贡上师的相遇，我是有所期待的。因为我同样明明白白地知道，我的命运中会有一位上师。所以，我一直不愿皈依其它人，哪怕他名扬天下，或是有很大的权势，我都不曾皈依。我一直等待着我命运中的上师。

命相学上常有“得贵人”一说。按我的理解，所谓“贵人”，非权贵，非豪门，而是能影响你一生的人物。当然，这影响，更多的是心灵的影响。因为，命由心造，心善则命吉，心恶则命凶；心大成君子，心小为凡俗；利众破执可成菩萨，贪婪损人则为小人；心慕飘流可成迁客，心喜独居方为隐士。可知“命运”之轨迹，大抵不出心性二字。所以，你的人生中，若有能改变你心性的人物，能使你离恶向善离苦得乐者，那便是你命运的“贵人”，你一定要善加珍惜。

《佛子行三十七颂》也有相应说法：

“伴被若使恶渐尽，功德犹如月初增，

则较自身尤爱重，依善知识佛子行。”

皈依江贡上师时，我在原武威市教委工作，每时浸淫于庸碌之中，虽时时自省，那浊重还是能时时腌透我，常觉热恼熏心。我在《猎原》“后记”中写到了我见到江贡上师之前的那段生活：

那段岁月苦不堪言。为了能在临晨三时前起床，我在夜里大量喝水，尿一憋，就起床，因为那闹铃声，再也吵不醒疲惫的我了。我不求发表，不求成篇，纯粹地练笔，单调而乏味。如影随形的，是寂寞和孤独。身旁没有可探讨的朋友，眼前没有可请教的导师。心头更是漫长的黑暗，没有丁点儿希望的亮光。
　　为了不受干扰，我拒绝了一次次的发财机会，变得穷困潦倒，常常身无分文。有时，到处搜寻一些旧报，才能换来一顿菜钱。没有住房，没有写作空间，一家三口，只有十平米的一间单位宿舍。夜里，两顺一逆地排列，才能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工作环境，更是十分闭塞，整日浸泡在庸碌里。我最怕自己变成“狼孩”。因为许多自命不凡的文友，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我，变成庸碌的细胞，满足于蝇营狗苟。为避免被环境同化，我留下胡须，以示警戒。同时，从口里挤出钱来，用以购书。我明白，只有大量读书，才能使我超越闭塞的环境，不被同化。
苦极了，就给自己打气：就这样殉文学吧。要当，就当个好作家。失败了，活不下去，就跟妻子回老家种地。本是农民的儿子，再当农民，也不赔本。（为了破釜沉舟，至今，我仍把妻子的户口留在农村，还保留了几亩地。在写文学快餐和回家种地之间，我会选择后者。）
　　可是，上帝并不因我的虔诚而赐给我丝毫灵感。因为抛弃了熟悉笔法，我再也写不出一篇文章；因为有了新的文学观，我不再有满意的素材。朋友一个个离我而去，他们无法忍受我祥林嫂谈阿毛一样谈文学；家乡也是一片吁声，因为我再也没写出一篇像样的东西；更因为没时间巴结上司，我被惩罚性地随意调动工作，丧家犬似地东奔西颠；四下里一片黑暗，看不到一点出路和希望；时时游荡在深夜的街头，疯子般嚎叫，老想拿把刀插入心脏。那年，一位叫陈兰云的文友跳入了黄河，她和我一样，陷入了灵魂的困境没能自救。
　　一日，看《劈山救母》，那沉香，与天神为敌，四处奔波，茫然无门。我觉得自己很像他。一个蜷缩在穷乡僻壤的农家孩子，举目无亲，想杀上文坛。其难度，不弱于小沉香战二郎神。记得，有人告诉沉香，要想战胜天神，必须拥有爱和智慧。而我，要想从一个偏僻的西部角落走向全国，靠的，也许只有这两点。
    为了压息粉飞的欲望，为了摆脱扰心的烦恼，也为了证得我希望拥有的智慧，我每日禅修，并按苦行僧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因饭后影响大脑的正常思维，我过午不食，并坚决地戒了与我相依为命的莫合烟，怕的是作家没当成，先叫烟熏死了。坐禅之余，我形疲神凝，恍惚终日，昼里梦里，都在练笔。

为了洗去心头的热恼，我于每日清晨，诵《金刚经》以静心。诵至经年，屡有验证。后于机关办公室中诵时，我不诵完，则室内空寂，无人打扰。我后来认为，也许是我虔诚诵经忏了罪，积了福，才使我得遇恩师，沐浴到香巴教法的光辉。

依止江贡上师的十年间，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阶段。无论在文学上，还是宗教上，我都完成了今生最重要的升华。我远离了低俗，趋向了崇高；远离了小我，融入了大我；我窥破了喧嚣的虚幻，品出了寂静之乐；我厌倦了红尘的吵闹，证得了灵魂的清凉。在许多个茫然无助的长夜里，是香巴教法，在我心头燃起智慧的光烛，指引我走向通往真理的幽径。

而跟我同时代的一些文友们，却在庸碌的熏染下，迷失了自我，由清高而媚俗，由清明而浑浊，由大气而琐屑，由傲立于世终于融入熙熙攘攘的人流，再找不到自己了。我有一位文友，在我还没为文时，他就小有名气，令我羡慕不已。刚进城时，他还能清醒自强，不久，便在机关中迷失了自我。他的堕落速度是令人吃惊的，谀媚，奉迎，行贿，终于当了一个小官，连我问他一些讯息时，他都要伸手要钱。他的身上，再也找不到当初意气奋发向往崇高的影子。在凉州，有许多这样的文人。我曾写过一篇散文，叫《凉州文人》，那是我早期的作品，其中虽有偏颇激愤之语，但也反映出了我当时的生存环境，选录几段：

“凉州是个巨大的黑洞，它可以吸入任何有生机的东西，将其化解得无影无踪。当你进入东关核桃园等地，当你被搅天的麻将声猜拳声搅得欲遁无门时，你会同意我的这一说法。一代代的凉州人长大了，一代代的他们终于被黑洞吞没，再也找不到自己清晰的影子。

“凉州文人中，有许多惰性的东西，多染上了地道的凉州气，拉帮结派，互相拆台，排除异己，里面缺乏很大气、能开一代风气的人物，而多‘人以群分’小团体。其得势者多吁气为云，覆手为雨，挤身于权贵之间，钻营于官场之中，阴谋于暗室之内，窃名于朋党之中，或踩别人肩膀而高升，或效法开店之武大郎，或忘恩负义于恩人。顾盼间，白眼望寒窗，青眼向权贵；闲暇时，或编流言，或弄是非，吞天吐地，俨然大家；挂着文人招牌，却不事文事，每日里啸吁同类，党同伐异，闹出许多的虚假的喧嚣，却于凉州文化无一点贡献。自清之后，凉州很少有真正的学术著作问世。”

我之所以引上面文字，旨在介绍我那时的生存环境。“他们”成为我的镜子，每每令我冷气倒抽。因为，要是没有香巴噶举在我心头点燃的智慧之烛，我可能早就成为“他们”了。我也许不可能用十二年的时间，去苦苦地写《大漠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