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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与诺贝尔奖的差距在哪里?
文/沈慕文
到目前为止,共有十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按获奖时间顺序为:
李政道:1926年生于上海,美籍华人,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31岁;
杨振宁:1922年生于安徽,美籍华人,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35岁;
丁肇中:1936年生于美国,美籍华人,197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40岁;
李远哲:1936年生于台湾,美籍华人,1986年诺贝尔获化学奖,时年50岁;
朱棣文:1948年生于美国,美籍华人,1997年诺贝尔获物理学奖,时年49岁;
崔
达
高行健:1948年生于江西,获奖的同年加入法国籍,2000年诺贝尔获文学奖,时年52岁。
钱永健:1952年生于纽约,美籍华人,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时年57岁;
高
这些简单的数据,让移民官来看一眼就明,差距在国籍上。华人得的诺奖分别是以物理和化学为主,而且清一色的居然有7个人是美籍华人,一个英国华裔科学家。表面上看来诺奖与欧美国家有缘,如果去掉美籍两个字,只是华人,相信我们会更加高兴。唯一的一个中国人却是非常有争议的人物,这里不说也罢。
刚刚被授予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他的施政方针主要是以振兴经济为主,这个方针是针对目前美国的经济危机而拟定的。有外媒评论他目前得这个奖是名不副实,还无多大建树。但我想只要他不重蹈上一任主战的覆辙,走发展经济路线,那么他这个奖拿了也就拿了,不见得是什么坏事情。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至今仍然有不少的科学技术是从国外引进,这样一来。发达国家的二线技术用到了我们这里,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有最大的资源,分别是土地和廉价的劳动力。而劳动力密集性高的技术相对来说就越是落后。但我们还是要依赖这些技术,因为从技术的研发到实际应用,至少需要二十年的时间。这有点像“饮鸠止渴”,无形中令我们摆脱不了被别人的技术和资金牵着鼻子走的境地。我们缺少了拼搏精神和创新的理念,正如我们用惯了进口的家电、汽车、奢侈品,对所有进口的东西产生了迷信,认为进口的一定好。我们根本不知道,很多产品或基础原料是在中国完成加工的,我们缺少的是先进的技术和响亮的品牌,还有消费者的信心。
据1996年统计数据,中国科研开发经费只占GNP(中国国民生产总值)17万亿元的0.5%,(美国是2.45%,日本是2.9%),不但比例低而且绝对数量少,如果按人均则更少,甚至不如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无疑是严重制约中国科技发展的一大因素。欠缺经费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取得科研成果的时间,这让同课题研究的国外科学家更具备优势,也让这些华人科学家最终必须出国,去完成科研成果。因为诺奖只允许发给活着的人,时间是生命,是科学家最大的资本。大批的中国科学领域的人才竞相出国,国家辛苦培养的人才,结果不得不给别人做嫁衣裳。更致命的一点是相关体制的关系,缺少科学的科学家选拔和培养机制。
另外一个原因,与中国目前的教育制度有关。相关数据是200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41%,2003年为3.28%,2004年为2.7%,这些经费对贫困地区的人们尤其重要,但现实却是逐年减少。另外,几代人已经适应了应试的填鸭式教育。使各种知识不能新陈代谢,总是停留在旧的范畴和旧的思想囹圄里面,缺少自主性。
相信大家对读书的时候,临考试前拼命背提纲和老师给资料的一幕记忆犹深,但在考完试后,大多数还未消化的知识悉数还给了老师。在学校里是为了考试而读书,而不是为了兴趣或知识;在社会上是为了文凭而读书,文凭高工资就高,待遇就好,读书与经济直接挂勾。后果是哪个专业能赚钱就报考哪个的人太多了。至于读了文科而做了理科的工作的人,也大有人在,显而易见更多人读书是顾及不了科研或学术成果的,不少人读书只能为口服务,不是为理想而读。
至于文学奖,出国才能拿诺奖特别是文学奖已经成为了一条定律。看这次的冷门德国女作家和诗人赫塔·米勒,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决定中说,米勒的作品“兼具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描写了一无所有、无所寄托者的境况”。米勒,1953年8月17日生于罗马尼亚,1987年,她与同是作家的丈夫移居西德,现居住在柏林。她的得奖作品在罗马尼亚当局反而受到删减和封杀。同样,法籍华人高行健的获奖作品《灵山》也曾遭受到这样的遭遇。
可见,文学这种最能体现民族文化和人类思想发展历史的高度的载体,这种最能表达人性的善与丑、社会阴暗面的、揭露或唤醒一个时代的人们的伟大作品,却往往难容于当局的政治因素,无论如何,科学领域或人文领域的诺贝尔奖,对当代社会或后世的进步意义是强大而深远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能出现中国国籍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