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消息再次告诉我们，许多社会难题之所以长期不能解决，不是问题难度太大，而是忽略了公平二字，一旦把公平当做解决难题的钥匙或杠杆，再难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我国的农村教育长期处于不断凋敝的状态，北京的情况肯定不是最差的，在其他省份的偏僻乡村里，经济条件稍好一点的家长，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城市的学校学习，导致农村各中小学因生源不断减少而合并或撤销，给其他学生的入学造成很大困难。问题的根源在哪里？除了城市化浪潮的引力效应外，就是教师行业在待遇发放方面存在着严重不公——常年干着最艰苦工作的农村教师却拿着比城里教师低得多的工资，在评先、评职称、发放奖金、个人升迁、子女教育、生活质量等方面更加吃亏。于是，许多农村教师把主要精力用在找关系、花钱进城上，导致农村学习教育质量不断滑坡。在这种情况下，家长便不得不把孩子转向城市了！

生源过多的城市学校也并非绝对受益，每所学校都人满为患，一个班七八十人随处可见，不能让孩子进入重点学校的家长怨声载道，花了天价择校费或人情费终于实现心愿的家长也是暗地骂娘。最后的结局是，乡下和城里的孩子都无法在科学、合理的环境中学习和成长，都是受害者。教育是一个民族未来的希望，可是教育出现了这么严重的社会问题，管理部门要么熟视无睹，要么束手无策，就这样，几十年时间过去了，几代人的青春消失了！

那么，真的就没有简单而有效的举措改变这种状况吗？绝不，北京大兴区的改革就是一个好办法，尽管乡村教师得到的还不够多。想想看，有些教师响应国家的道德召唤，自己主动到更艰苦的地方工作，这很高尚，很有社会责任感；有些虽然不太愿意去，可他们毕竟去了，这也不错，如果分配政策不是遵循多劳多得的原则想方设法奖励他们、鼓励他们，给他们更多的实惠、荣誉和晋升机会，而是让他们拿最低的工资、享受最少的待遇，这不是打击境界高尚的好教师、奖励缺乏责任感者的行为吗？

类似的老大难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城乡医生交流难以落实的问题，比如基层党政事业部门职工不安心工作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本来就很简单，把基层人员的工资提高到远超城市人员的幅度就完事了。可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就是不采纳、不使用这种办法，许多问题即使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决策者们仍然抱着一根老弦弹到底。为何会这样？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能够制定教育政策的城市官员，他们的妻子、子女、亲属大多都在教育行业就业，并且早就调到城里去了，他们没有动力让自己亲属的工资待遇低于乡下教师；二是乡村教师待遇过低的现状，早就孕育出一个“出售教师进城权”的“产业链”，如果乡村教师工资待遇很高，他们都不想进城了，站在这个“产业链”顶端的人，还能把“进城权”高价出售吗？

期望北京大兴区决策者的“公平思维”能成为更多决策者的常态性思维；期望“向农村倾斜”的政策早日成为全国各行政事业部门的基本政策。

(责任编辑：张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