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日两国在国家变革上显现出来的巨大差异，历来让国人扼腕，因此也不乏各种讨论。

然而遗憾的是，讨论的结果似乎总是离不开对所谓儒学的迂腐与顽固的谴责。对此，可说是然也不然。

所谓然

是因为无论如何评说，当时的中国确实处于一种名曰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念的笼罩之下。虽然日本也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但是，一来无论从根基的坚固，还是从影响的广泛程度而言，当时的日本都无法与中国相比；二来就日本自身的文化进程来看，其尚处于封建时代（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代），而中国则早已进化为中央集权的帝制时代，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封建时代是武人的天下，中央集权的帝制时代则是文人主政的时代。而武人与文人的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文人重信仰，武人重实用。所以，奉行武士道的日本，极容易在现实面前，急转而变；奉行君子道的中国，则要迟疑，迟缓的多。

所谓不然

是因为，君子在变革面前的迟疑、迟缓，并不是因为君子胆怯、顽固，而是君子考虑问题的思路往往立足于长远，借用一句《论语》就是“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故君子不为也。”

反之，一旦君子认清了道路，理顺了条理，又何尝不能勇往直前？毕竟“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当年的变革之痛，归咎于儒学之上。相反，在充分的理性基础上，在强烈的对天下的责任心的驱使下，儒家学者完全可以推动社会进行一场更加完美，具有更少局限性的变革。

但是，这并不是说，晚晴当初真的有什么机会来完成这项转变，事实恰恰相反，晚晴无法完成这项变革，是注定的。其中的原因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当时中国的形势，如同拴在一条线上的三个蚂蚱。其中：

n         一条线，就是名曰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念；

n         三只蚂蚱分别是——满清政权，慈禧太后和汉人士大夫集团。

满清政权，是一个以异族的身份统治中原的政权，同时又在文化上远远落后于中原的汉文化。因此满清政权的合法性，只能建立在是中原汉文化，具体的说就是儒家思想的传承者，保护者的身份之上。

因此一旦公认否定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那么其自身的合法性，也就是不复存在了。

慈禧，作为一个独揽朝政的女性，她面临着来自满清贵族内部，和中国传统观念的双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她唯一可以做出的选择就是，要借助儒家思想的神圣性，以及坚决捍卫这种神圣性的保守派，来制衡满清贵族的势力，同时证明自身的合法性。

这一点与当年武则天，大开科举之门，不断文人才俊，以巩固其地位，保持对忠于李唐皇室一派的优势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无论她本人对变革，对洋务持有什么样的态度，但是儒家思想的这面大旗，她是一定要扛住的。

汉人士大夫集团，严格的讲这是一群文化亡国奴，虽然其中不乏锐意进取，目光远大，思维敏锐的求变人士。但是总体而言，儒家思想的神圣性是他们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因此，从整体上说，他们是无法接受对儒家思想的否定的。

所以，在这三种社会主体势力的共同作用下，晚晴的儒家思想，与其说是一种思想学说，不如说是一种宗教；与其说是一种统治工具，不如说是一种维持其政治生命的防护工具。因此，此时的儒家思想只能说是一种名曰儒家思想的工具。它不可能变，是因为所有赖以为生的人，不允许它发生变化——三只蚂蚱都靠这一根绳活着！

这才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在国家变革上迟滞呆板，落后于日本的根本原因。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认清这一事实的意义在于，彻底根除对儒学的怀疑，重新真诚地开始对这一伟大思想体系的升级改造，推动其自身的进化，为未来中国寻找出一条可以再度强盛千年的道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