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举制度，不仅是中国古人的一项最伟大的发明，同时也是中国政治思想，自远古而来孕育出的一个硕果。它曾经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整个东亚大陆，使之在黑暗的中世纪中，成为地球上最明亮，最温暖的所在。同时，至少我个人相信，它在未来被重新点燃的时候，仍将成为照亮人类政治文明的一盏明灯。

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这一伟大的，近乎完美的制度，确确实实是被奉行了它上千年的人们，亲手废弃了。虽然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无知、惊恐与盲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科举本身必定是存在着诸多，至少在当时无法调和的问题。因此，在赞美之余，也必须要坦诚地、客观地来重新思考和审视科举自身的问题。

唯如此，才有可能去寻找一条对科举进行升级的途径，才又可能重新唤醒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最重要的发明。

正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事物的利弊总是共生相成的。所以，要了解科举的弊端，大可以从科举的功用入手——今日之文，并非最终结论，仅为一开门小记尔。

科举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概而言之有三个方面，与这些光辉共生的阴暗——弊端，也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首先，科举对中国的官僚机制，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

事实上，中国的科举教育，甚至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主流目的，就是要为官僚机制培养和储备大量的，合格的乃至优秀的人才。同时科举本身又是对这些人才的，乃至对官僚机构的成员——官员，进行诠选的手段。

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中国之所以可以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领跑于世界，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中国有一支受过严格训练的，经过严格筛选的官僚——社会管理者队伍。因此，可以保证社会在基本正确的道路上，相对高效地运行着。

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将整个国家的教育机制/机构视为一部生产工厂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个工厂生产的产品过于单一了。之所以，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够基本满足社会的需求，是因为社会进步，严格的讲是生产力进步的速度十分缓慢，导致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的变化速度同样缓慢。

所以，当生产力在长期累积之后，开始快速发展的时候，原有的人才产出，就无法再满足社会的需求了。因为，生产力的进步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生存方式的改变。这些都将导致原有社会关系的重组，促成个人乃至群体需求的大转变，与大爆发。

一言而蔽之，社会对人才需求的种类增多了，但是在科举的笼罩下，我们的人才产品，仍旧是单一的。这种单一，既不能满足新进出现的需求，更不能去创造更新的需求。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前者，即科举对新时代的适应问题。但后者同样，甚至更加重要。因为，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生存方式的改变，将导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出现，那就是社会上将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为这些剩余劳动力，寻找新的能够转化为物质利益的出路时，创造新形式的社会需求，就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使命。然而，传统的科举，无论在其系统之内，还是系统之外，都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所以，科举虽然支撑了中国古代的官僚机制，但同样使这个机制，无法——至少是难以应对生产力的跃升。

第二，科举在对社会价值观念的维护，社会关系稳定的保障上，居功至伟。

这一项功用应当是在其对官僚机制的支撑作用基础上，延伸而来的。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得以体现：

一是无论古今中外，能够对公众的价值观念起到引导作用的，不过是名利二字，而同样无论古今中外，出仕为官都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情。所以，无论古今中外，官员的诠选机制，都是社会价值观念的风向标，指挥棒。

尤其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又将建立求学者——未来的社会管理者的价值观念，作为最根本的目的。因此随着科举这一制度的确立与普及，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就牢牢地在中国人的心中，扎下了根基。

二是儒家思想与中国特有的，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小农经济，同根并蒂的相容性。即其略带保守的，对规则的敬畏思想，对这种经济模式有着高度的适应性，人们按照其所指导的原则进行思考与行动，确实能够好的这种经济模式最最需要的安定与安全。

因此，在客观上儒家思想，对当时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是能够让人们从中受益的，所以也是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的。

三是儒家思想发源于介于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没落贵族，因此自其诞生之日其，它就兼有贵族对规则的坚守，和平民对精神的解放两种特质。

所以，儒家思想永远都具有一定的类似于宗教的，凌驾于平民之上的说教、指导甚至约束的作用，因此可以被统治者借以为统治哲学；同时儒家思想又永远都具有类似于民主运动式的，对强权的反抗，以及对人性的关爱，所以又被普通民众引以为与皇权相抗争的有力武器。

一言而蔽之，儒家以及接受儒家思想的学者、士人，不是对皇帝负责，而是对天道负责——当庶民因为迷茫和躁动有违天道时，儒士会出来约束民众；当皇帝因为私欲而违逆天道时，儒士会出来为天下请命。

这就使得，儒士成为了沟通上下的桥梁与纽带，成为了皇帝与庶民之间的仲裁者，以及双方共同的依赖者。这就进一步巩固了儒家思想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力。

但是，当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将一个人的一生，一个朝代的始终，看做是一场“游戏”的时候，就会发现其辉煌背后的阴暗，同样是深重而广泛的。

首先是作为游戏的参与者，最终的目的都是在游戏中，尽可能多的赢得胜利与利益。而这一过程，除了个人的能力之外，最重要（比能力还重要）的就是对规则的掌握程度，适应程度。由于，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因此儒家所倡导的行为标准，就自然而然的成为当时每个人，每个朝代都必须面对和接受的“游戏”规则。

显然，那些受过系统而严谨的儒家训练，甚至通过了严苛的科举考试的人，就是当时对此规则最熟悉，更适应，并因此能够在游戏中占得先机的人。出于人性的基本特征，这些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愿意去修改规则——这既是儒家思想借对官僚机制的支撑，来实现对社会价值观念的维护，社会关系稳定的保障的原理；又是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哲学，必然因此而陷入僵化的根源之一。

所以，儒学被用作科举（官员的诠选）的标准之日，就是儒学乃至整个中国的哲学开始僵化之时。这种僵化的必然结果就是，难以实现方法论的更新。即人们在思想缺乏应对生产力跃进，社会关系巨变的准备，长期的缺乏准备，必然会导致身临其境时的缺乏能力。

其表现之一就是，明朝的中后期，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在一方面中国的工商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民间出现了大量的巨富；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用度却日趋窘迫的背景下。明朝政府并没任何想法，去改变针对工商业的税收制度，更没有任何想法，去对工商业进行有效的国家投资。而只是静静的看着，默默的愁着。

其次，虽然儒学以及儒士在客观上起到了沟通上下君民的作用，但是也在事实上，也因此而造成了上下之间，君民之间的离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群体的存在，国家的行政机构无需直接触及百姓；同样因为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百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必要与政府发生接触。

形象的说，对于某地的百姓来说，皇帝仅仅是住在遥远异地的爷爷，而乡村中的士绅才是日日得见的爸爸。由于这个爸爸很称职，所以也没必要去找爷爷；反之，百姓对于皇帝来说，就是住在遥远异地的孙子，而朝廷中的官员，才是日日得见的儿子。同样因为儿子很称职，所以也不必为孙子太操心。——官员和士绅原则是同一群体，都是儒士。

所以，没有危机的时候，一家人可以其乐融融，平安而简单的生活着，爷爷不用承受孙子的搅扰，孙子也不用承受爷爷的管束。但是一旦危机骤起，就会出现家人离散，爷爷找不到孙子，孙子不想爷爷的局面。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福背后的遗憾。

第三，科举是一种有效而巧妙的调节与纾解民情民怨的工具。

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道德经·第三章》）然而，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因为人的贤愚善恶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天性的，即民间必然有生来就卓尔不凡者，这是老子也不能回避的问题，于是在同一章的结尾，他又说“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即智者是存在的，只是老子认为解决的方案是，让这些人因为没有适当的氛围，而不敢有所造作。当然这仍旧是一种理想，因为老子说这段话是有背景的，即是针对“圣人之治”而言的。

然而，自古治者多多，圣者少少，所以作为一项制度，必须是针对中等水平，甚至出于风险考虑，还要是针对中等稍下水平的治者建立的。

科举就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它对皇帝的要求并不高，甚至没有皇帝，仅仅依靠现有的官僚机构，就可以维持。通过这种制度，可以让那些民间的智者——往往也是民怨的发源点，能够得以升进到社会管理者阶层中。让他们的才能得以施展，让他们的观点得以实践，让他们的抱怨得以抒发。

这原本是一个既能增强上层的活力，又能对基层进行减压的过程。然而，问题仍旧出在它自身的合理性上。

自孔子始，儒家的基本思想就打破血缘关系对人的束缚，对国家管理权的把持，而将人的德与才作为确定个人地位、权利以及义务的衡量标准。这一伟大的思想，与西方在将近两千年之后搞得，以文艺复兴为先导的民主革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严格地讲，还要更高级一些）。这一思想的实现，是以教育的普及为基础的，这一点无论中西都是一样，所以为什么提出独尊儒术，而且也懂得策问的重要性的汉朝人没有发明科举，而要到数百年后的隋唐才开始呢？原因很简单，汉朝的生产力——造纸和印刷术尚不足够发达，因此在客观上制约了教育的普及。而随着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兴盛，社会对佛经的需求量大增，而具有大量图像的佛经，是不能用简牍传播的，只能依靠印刷，于是造纸和印刷术，因为需求而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为教育的普及，奠定了物质基础——书籍可以大量印刷，以较低的价格获得。

于是，科举得以成为现实。

同时，民间受教育者的数量，也得到爆炸式的增长。

此时老子的预言，开始发生作用了——“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如今通过教育，通过科举，让更多的人——其中绝大部分，已经不是先天的智者了——见到了“可欲”，则民心必然因为争进而乱。

尤其是，科举的先进性，使它能够长时间的领先于当时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发展，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政府可以长期的依靠少量的官吏，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作。也就是说国家本身并不需要增加官员的数量。因此，相对于持续不断的，数量巨大的儒士的供给，国家的需求却是非常有限和不足的。因此对于考生来说，没有足够的功名供给，对于已经获取的功名的人来说，官员名额的供给，就更加的不足。

一方面是通过教育的普及，不断增强着来自民间的愿望与幻想；另一方面又只能将极少的一部分愿望转化为现实。这就如同在一个密闭的容器里加热液体，如果没有出口，那么随着加热的持续，内部的压强必然不断升高，此时可能有两种可能，一是因为容器不够坚硬而爆炸，二是因为容器足够坚硬，而在其内部形成更加高温的液体，即压力让蒸汽重新液化。表现在现实中，就是大量的儒士因为既得不到进入朝堂的机会，又无法冲破社会的束缚，而转向各种学术小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满清的淫威之下，重新液化而成的盛极一时的训诂考据之学。

如果有一个出口，那么内部的蒸汽将会带着极强的能量喷涌而出。事实上，科举及第出仕为官，就是这样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当然是始终存在的。于是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极为深邃的官场文化，以及由此而演绎出来的诸多社会的黑暗面。

综合上述，真可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科举灿烂而辉煌，同时滋生了大量的阴暗与龌龊。所为者何？

个人认为，实在非科举之过也，乃为政者求稳之失也。即当初创科举者，后来用科举者，其初衷更多的是利用科举在维护社会价值观念，保障社会关系稳定的上作用，却没有真正重视它在调节与平衡民间的“压力”上的作用。

即仅仅是，或者太多的将其视为了一种统治工具，而不是疏导、满足和利用民众/社会的剩余劳动力，剩余思想力的途径。致使其功能受到了限制，发展遭受了歪曲，此为于科举再兴之日，当深思之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