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政府的一个最大的神奇之处，即在于它始终保持着一种，低成本运作的模式。这似乎是与我们现在从影视剧中，甚至是部分历史资料中得到的信息是矛盾的。因为，长期的富足使中国人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对生活的需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如同经济一样，始终处于世界的顶尖水平。即使到了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已经开始了所谓的工业革命的进程，其中上层成员的生活水准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之后，他们的商人在应邀到中国商人家中做客时，还时常有恍如仙境之感。

这种对“丰富”与“品质”的充分而深刻的理解，促使中国历代都不缺乏贪官，更不缺乏懂得什么叫奢华的贪官。这就是说，中国单位官员的成本，并不见得比西方的官员来的要更加便宜。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却可以在低成本的条件下，平稳运作，原因何在？显然只能是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官员的数量。而这也恰恰是中国古代政府的一大显著特征之一，即以一个极小的官僚组织，管理一个数目庞大的社会群体。但这并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本身。

但是这种新的，更加具体的问法，在提出问题的同时，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方向。即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政府，可以用极少的官员，管理众多的人口？难道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官员能力更强吗？虽然这是一个事实，但却不可能是问题的答案。因为管理的成功与否，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说，中国古代的管理者，较之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的管理者，受过更加专业的训练，更加严格的选拔，因此而能力更加全面。但同时，中国的国民也是同时代，受教育程度最高，个人乃至亚群体意识最强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最难以管理的国民——所以，中华民族才在历经磨难之后，并没有被任何一个外族所同化。

那么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其实答案就在逆向思考之中——既然管理者的能力强大，并不能保证实现政府的低成本运作，那么问题的机窍一定在这个系统中的另一半，即被管理者身上。具体而言就是两条：

第一，   尽可能地减少意外，尤其是带有抵触性质的人和事件的出现；

第二，   尽可能地减少政府直接干预的事务的内容与范围。

简而言之，一方面是尽量让事情变少，另方面尽可能减少需要管的事。果然如此，当然就不要大量的官吏；不要大量的官吏，当然不需要太高的成本。但是，如何让一群受过相对的“良好教育”，对生活充满了欲望与追求的人，能够如此的驯服呢？

一言而蔽之，利用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是什么？人的本性，或者说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安全。人的一切追求，乃至争斗，都是出于对安全的追求，或者因为缺乏安全感而产生的恐惧。

但是人还有一个仅次于安全的需求，那就是懒惰。这种需求在安全得到满足之中，会在绝大多数人的身上反应出来。

安全与懒惰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人类对其生活方式进行选择与改进的基本模式——当人们感到缺乏安全感时，就会躁动起来，去不辞辛劳的寻找一种新的安全的模式；当人们感到拥有充足的，甚至是起码的安全感时，懒惰会让他们安于现状，甚至主动维护现状的延续。

我们以秦汉为例。

秦朝奉行法家之道，严苛的刑律虽然可以激发每个人的最大潜能，但同时也让每个人都因为缺乏安全感，而处于躁动的边缘。所以，才会一呼百应，摧毁了强大的秦王朝。

汉朝则不然，汉朝人通过推行儒家思想，为国民描画了一条通向安宁生活的路线图，在这张图上，详细的描画了规避各种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路径。虽然这些路径，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也是对人的约束，但是由于它可以带来人人渴望的安全感，因此对于绝大多数来说，仍旧是乐而行之的。

这就基本上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尽可能地减少意外，尤其是带有抵触性质的人和事件的出现。

用现代的话说，儒家告诉人们如何在现实社会中，安全地生存的基本规则。人们只要按照这一规则去生活，就能得到他们渴望的安全。于是，在两个方面节省了社会的，当然也是每个人的生存成本（明确规则的价值所在）：

1.         避免因为错误，而造成的直接损失。

2.         避免因为迷茫，而进行的探讨与尝试等等，所造成间接成本。

如果仅仅止步于此，显然是不能达成最终目的的。因为所谓儒学，归根到底不过是一种哲学，在人类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大量的哲学体系，严格的讲，这些哲学体系，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给予人们生活与思想上的指导。但是，除了儒学之外，没有哪一种起到了降低政府运营成本的作用。

这其中除了儒学本身的特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自西汉以后，历代政府在运用儒学时，所采取的特殊而有效的手段。

一言而蔽之，就是利用儒学及其载体，构筑一条精神的长城，和一条沟通上下的桥梁。

儒学不用说了，儒学的载体就是那些以儒学为终生研究的对象，以儒家思想作为终生尊奉的价值观念的独立学者。之所以，要用独立学者这个十分新潮的词汇，而不用士绅等传统名词，是因为正是这些学者的独立性，甚至说正是当时的政府，有意或者无意地塑造并维护的这些学者的独立性。

使他们在民间拥有较高的道德号召力，即可以是他们能够站在民间的道德与文化的高点上，去影响和感化那些，心存善念，心向上进的人。去约束和压制那些，心存暴力，心向淫邪的人。

换句话说，他们的独立性，让他们在民间具有了部分的，带有宗教特质的地位与权力。因此他们一方面可以解决民间出现的绝大多数纠纷，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基层政府的职能。

所以，中国古代的政府，通常延伸到县一级为止的。再向下的乡、社区等环节，是没有政府的，因为那里有上述这些独立学者们充当着实际的管理者。

他们一方面像长城一样，约束着所在地人们的躁动，同时也像长城一样，保护着所在地的人们，不受那些有违仁政思想的恶官毒吏的欺压；另一方面又像桥梁一样沟通着从京城的皇帝，到茅舍中的草民的关系。不仅通过对政令的解读，将圣谕传至民间，也可以通过从间接的舆论，到直接的出仕为官，将民意上达于朝堂之上。

相比较而言之，前者将儒学至于至尊之位，利用其对人的基本需求的满足，来引导民众趋于服顺，仅仅是一种策略（注意：策略并等于卑鄙）。而后面的所造并维护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民间学者群体，则是这一策略的执行基础。

如果说，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同时代其它地区的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这就是其最根本的特征——具有极高的精神与人格的独立性，既不需要通过贩卖知识为生，也不需要委身于神祗求活。

当然，古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政府有意所造，并刻意维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