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以赵武灵王、蒙恬和汉武帝为首的三支小分队的连续奋战，在付出了无数的生命和金钱之后，尤其是武帝一朝，不仅花光了西汉初年，3代人70年4个皇帝，“节衣缩食”积攒下来的家底，而且还拼得人口减半、经济崩溃，最后杀大臣、逼老婆、灭儿子无所不用其极，才终于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防线，推到了阴山以北，总算给扼守华北平原的碉堡——北京地区，安了扇像样的大门。

但并不是说，从此碉堡里的人们就可以天天开party了，因为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扇门几乎就是一个摆设，因为打一开始，它就没上门闩！——伟大的汉武帝和强悍的西汉王朝，在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关门运动之后，最后一激动，顺手把门闩给拔下去了。

你相信吗？是汉朝人的智商不够用？还是西汉皇帝的脑袋都进水了？会干这么纯的事_儿。当然都不是。在这个拔门闩的简单动作背后，实在是蕴藏着太大的玄机——一个西方人到现在，才刚刚开始摸索的玄机。

简单的讲，这种在两个文明之间，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大门，没有门闩比有门闩好用。

虽然，历史是由诸多人为偶然因素堆砌起来的，个人尤其是像皇帝这样，拥有巨大权利的人的喜好，确实在一些关键时刻，决定着历史的走向。但是也必须要承认，皇帝毕竟与普通人不一样，皇帝的本质工作，就是要琢磨国家社稷的事，琢磨得好与不好是另一回事，但琢磨是必须的。

所以，皇帝们的决策，在感性的背后，一定或多或少的要有点理性成分。这就是说，西汉的皇帝们，确实是经过了理性的思考与比较之后，才最终拔下了门闩的。

其中的理性成分就是：他们找到了一扇不用上闩的门！所以才拔下了那个没用的闩。

为了理解这一点，不妨再把种地的和放牧的，拿来对比一下：

种地的最大的优势是：只要按时把种子播下去，一年就能有收成，而且有多少地，就会有多少收成；只要年景好，有足够的土地，一两年下来，一个贫农就可能混成个中农。所以种地的不怕死人——人死了可以再生，而且人死了地就空出来了，没死的人反倒有了致富的机会，但种地的害怕没完没了的折腾，因为折腾就有可能错过一年中的农耕节令——无论播种还是收割，都得有个时间性，错过了就意味着一年颗粒无收，连续的折腾更意味着连续没有收入，这在那个时代，就意味着死亡。所以种地的最大劣势就是，折腾不起，尤其是经不住长期的连续折腾。

放牧的最大的优势是：只要有几头牲口，就能生活下去，而且生产活动基本是“全自动”的——牲口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而且牲口是长腿的，能跟着主人跑，所以比种地的扛折腾多了。但是牲口以及牲口群的成长速度，要比庄稼长得慢多了，一旦遭受打击之后，恢复起来会比较缓慢，所以放牧的最大劣势是，折腾大了之后，想缓过来比较困难。

两相比较，一个经不起连续折腾，但经得住短期较大折腾的种地的，对付一个小折腾可以天天整，但经不起大折腾的放牧的，种地的一定希望能够，折腾一次就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好好的回家过那，美好的一亩二分地的小日子去。反之，如果没完没了的折腾，好不容易关上了门，还得在门口守着，随时防备放牧的再冲进来，也捞不着个回家，那还不如不折腾呢！

所以，对于作为种地的头——中原第一大地主，西汉的皇帝们来说，需要的就是一扇关上后，就不用管了的门。文景时期，之所以对匈奴一再忍让，除了上述分析的诸多感性成分之外，一个很重要的理性的因素，大概就是他们还没有想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在打败匈奴之后，怎么能防止他几年后重新再来——匈奴人折腾一次，损失的是几头羊，几匹马，而汉朝方面则完全有可能是，一两年的财政收入。如此周而复始，损失的是汉朝的粮食，养肥了的是匈奴人的马。同样，汉武帝之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一鼓作气的将匈奴彻底打垮，也是因为经不起，也不想和匈奴这么没完没了的折腾。

但在汉武帝时代，出现了董仲舒发明的新儒学，这种以儒学经典为基础，揉合了多种思想于一体的新哲学，为西汉王朝提供了，制造这种一辈子只需要关一次的门的新材料。此后在经历了武、昭、宣、元四代皇帝，或主动或被动的努力下，不仅关上了这扇门，而且还换上了用“新材料”制成的新门板。

这扇门有以下几个特点：

1.         面板光泽度高

这扇门门板是用儒家学说制成，所以表面看来入情入理，灿烂辉煌，当愚昧初开的草原民族，远远的看到这么光鲜的大门时，内心的敬仰之情，真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从内心深处升腾其一股归属感。所以自汉武帝以来，就极其热衷于外交——不仅是向外炫耀，更重要的是邀请各国使团访问长安，让他们都来亲眼见识一下这好的门板——大汉的繁荣与威仪，礼教的文明与亲情。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兵法里，不想打就示强，想打就示弱，这叫“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如果从里面看，这扇门上还镶着天命论的“金丝”，在光鲜和威严之外，更显出几分华贵的。所以当老百姓从里往外看的时候，不仅看到大汉的强大，并由此产生出一种莫名的自豪感，同时也能够看到皇权的神圣，并由此产生出一种真实的自卑感，进而自觉的遵从皇权的统治。

2.         内质设计强度高

这扇门的原创者，毫无疑问非汉武帝莫属，但完善者应当是汉宣帝，在武帝时代由于儒学初立，国家又处于长期的战争状态，还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精心的打磨这扇门的门板，所以看上去还有些粗糙。

宣帝时，国家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处于和平状态，汉匈之间的实力对比，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就给宣帝创造了大量的装修、装饰的时间。因此当呼韩邪单于进京（长安）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上面说的，而且被亮得能照出人影来的门板，晃的连眼睛都不大敢睁。

前后这两位设计者，都是实用主义者，因此也都考虑到了门的实用性要求，就是不能中看不中用，一定要结实。同时，即便从视觉效果上考虑，也要有足够的高度，才能形成充分的视觉效果，而高度是以强度为基础的。

为此两人都不约而同的，采用了“合成材料”技术，即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在华丽的儒家思想的里面，加上了刚性十足的法家手段，使两种思想相互融合，各自发挥出最大的效率。因此，西汉王朝才不仅具有让人羡慕的社会文明，还拥有让人敬畏的综合国力，这种超群的国力，就是“国门”强度的保障，国门高度的基础。

所以，西汉这扇门的设计强度是非常高的。

3.         单向开门

农耕文明自身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特征，在根本上决定，农耕民族应当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这并不是因为吃草的就一定没有血性，而是因为农耕本身就需要和平，否则只要在播种之后，到收获之前发生一次战争，就意味着这一年要颗粒无收。所以，通常来说农耕民族是不会主动发动战争的，尤其是在当时的情形下，国内尚有大片的未开垦土地存在，就国家来说，并没有开疆拓土的必要性。

因此，当关上这扇门之后，汉朝人尤其是汉朝的军队，原则上是不轻易出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汉朝是一个封闭的国家，相反汉朝始终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而外交的结果有两种：一是进行平等的贸易，所谓丝绸之路，就是在西汉打通西域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一条东西方之间的贸易通路；二是大量的外来民族“内附”——由臣服而主动要求内迁中原。面对这些内附的民族，西汉通常是来者不拒，甚至是极力促成的。

对于外民族内附问题，后世也有一些人颇有微词，认为这都是，或者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皇帝本人的虚荣心的一种“愚蠢”行为，是皇帝好大喜功的具体表现。因为内附的结果，往往是朝廷从国家财政中，拿出大量的钱、粮来安顿他们，甚至可以说是朝廷在“养着”他们。颇有一点，为了给自己长点面子，没事自己买礼物，请人往自己家里送的意思。却不知这其中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道理。

首先在政治上，大量的外族内附，对外是在无声的，用事实来证明和彰显西汉的强大，对西汉的国际形象和地位，都起着强化和放大的作用；对内则相全社会证明政策的合理性，和国家的强盛，不仅可以增强民众的荣誉感和归属感，而且也可以震慑那些潜在的政治野心，对国家起到稳定的作用。

其次在经济上，虽然为了维护内附民族的稳定，国家确实付出了许多，但却杜绝了战争的隐患，与发动战争相比，国家“养”这些人的花费，显然要少的多。和今天发达国家“无偿”的援助贫穷国家和地区一样，这实际上就是花钱买和平——通常是合算的。

一方面，汉朝人在非必要的情况下，不轻易出门；另一方面，大门却始终为那些想进来（内附）的人打开，所以总的来说，这是一扇单向开的门。

4.         不用门闩

一扇随时准备打开，而且进来的又都是一些，对主人心怀敬意的人，最重要的是，主人还整天的“盼着”有人进来，那还有什么必要要个门闩呢？

所以，当陈汤把郅支单于的脑袋，从万里之外的康居，传到长安并悬首10日；呼韩邪单于主动自降一辈，要做“汉家婿”；与中原民族大战2百年的匈奴，彻底向西汉臣服；西汉成为马能跑到的地方的唯一霸主时，看起来这扇用已经不再需要门闩了，汉元帝也终于拔下了这根“没用”的门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