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抽空去了趟圣塔莫妮卡，原因无它，探望老友理查德和他的波兰裔太太。

   与理查德的交情始于安万特时期，他是我少数几个深交的美国朋友。原本在离开东岸的时候，请他看一场百老汇戏剧，告别一下，也算多年朋友一场。结果伊娃突发黄疸，诊断为胆囊癌（非常少见）并已经肝脏转移而未成。

   最近听说他们来到西岸求医，于是动员他们来我处小住。理查德意愿很高，当年他曾在我现在的城市工作了几年，很想旧地重游，也让太太修养将息。而他的太太，可想而知，术后虚弱，归心似箭。但大雪封了东岸的机场，飞机一再取消。好几次他们动了来我处的念头，我也竭诚欢迎他们来，反正房子是空着的。但他们最后还是没有来。

   太太伊娃是波兰裔科学家，为忧郁症动物模型专家，早年和理查德同在一个Arizona大学一个实验室作博士后，事业上即是搭当也算竞争对手。他们的日裔导师把他俩作为廉价劳力，一旦他们要找工作，就在后面使袢子。理查德始终不得其解为什么他和伊娃总是找不到工作。后来终于伊娃在印第安纳大学找到一个教职，当教授看到两人的离去已经大势所趋，也给理查德介绍了一个去处，就这样他们告别了8年的博士后。漫长的博士后的好处是造就了他们的爱情和婚姻。开始两人各有婚姻，后伊娃丈夫早亡，而理查德太太闹离婚，有情人终成眷侣。但上天并未眷顾与他们，婚后两人分居，一个在新泽西，一个在印第安纳一分就是六年。好不容易两人结束分居，伊娃来到新泽西的强生工作。但好景不长，伊娃在两年前被强生裁员。不得已，两人再度分居，伊娃去了礼莱作博士后（真成了职业博士后）。

   理查德的经历也很坎坷，在加州的3个小公司工作的时间都不长。2000年好不容易转到安万特，其办公室与我的相邻。他因为两地分居，常常在公司，而我也是忘我地工作，两人相处时间一长，结下很深的友谊。我有很多对美国不懂的事情总向他请教，而他在业务上也总从我那问一些他不太熟悉的知识。我们不是竞争对手，因为他的部门是临床前而我的是临床研究。即使是相交很深的朋友，而且不在一个部门，那次我告诉他我被提升时，他的反应也是非常地不洒脱。是啊，我是一个外国人，比他小8－9岁，仕途走在其前头，他如何能“舒服”？但不管如何，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一起吃午饭，一起看秀。这种友谊在我离开安万特多年之后一直持续着。

   理查德的世界观比较悲观，总是认为人的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他对于我的一些想法，总是施加些负面的影响，告诫、劝慰，不让我走抗争之路。这些想法的形成与他的经历相关。而我对他的想法是即反对又尊重，同时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

   开车1小时可以抵达他们的临时居所。这里濒临大海，应该很贵的地方，好像OJ辛普森也住在不远的地方。但他们的居所处的人流很奇怪，有不少流浪汉。

   临时买了一大盒点心，后来请他们吃了顿晚饭（墨西哥式外买）。在他们的居所从4点半直到8点。

   伊娃的情况是东岸的医生不愿担当风险作手术。她飞来西岸求医，原本是活检作药敏，结果，西岸的医生将病灶也给切除了（95%）。东岸的医生判的是1年寿命。我衷心希望伊娃可以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