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柳意象用来暗示或寄托离别情绪，可谓源远流长。《采薇》已经发端，在六朝诗歌中更是屡见不鲜。毫不夸张地说，柳、梅和青草是古代诗人抒发离情别绪时最钟爱的几种植物意象，而担当离别责任最多的，则要算柳。由于受折柳赠别的影响“，折柳”也成了离别的代名词，在六朝诗歌中被大量使用。“折柳青门外”（范云《四色诗》） 、“折荣疑路远”（顾野王《芳树》）、“柳条折尽花飞尽”（隋《送别诗》）等等，折柳在诗中表达的是“别离”。在六朝诗歌中，从不同的离别主体来看，柳意象表离别大致有以下两种：
    １、用于象喻夫妻、情人之间的离别。“东风柳线长，送郎上河梁”（范云《送别诗》），离别时情丝就如那长长的柳条，在风中飘拂，形象地把女子送别情郎时那情意绵绵的复杂感情表现出来。而徐陵《折杨柳》中“妾对长杨苑，君登高柳城”则把怨妇远望心上人越走越远时那种依恋难舍而又无奈的心情突显无遗。晋清商曲辞《上声歌》“三月寒暖适，杨柳可藏雀。未言涕交零，如 何见君隔。”则把多情女子挥泪别郎的伤心与杨柳繁茂相比，更显悲情。江总《折杨柳》：“春心自浩荡，春树柳攀折。共此依依情，无奈年年别。”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离别成了常见的事情，“相见时难别亦难”，那春天的柳枝便被折了一次又一次。
      ２、分量最重的还数表现亲朋好友之间的离别。离别之际，诗人忍不住要拈出杨柳来吟唱。北周庾信《奉和赵西东路春诗》“杨柳成歌曲，蒲桃学绣文”，反映的便是这一情况。离别是痛苦的，因而也就有了“曲成攀折处，唯有怨别离”（岑之敬《折杨柳》）。在送别诗中总是有依依难舍的深情，梁简文帝萧纲《送别诗》中“木苔随缆聚，岸柳拂垂舟”、隋《送别诗》“杨柳青青著地垂”等都用柳来表达亲朋别离难以割舍之情。而亲友相逢，诗人仍不忘以柳入诗，“相逢小苑北，停车问苑中。梅新杂柳故，粉白映纶红”（庾肩吾《送别于建兴苑相逢诗》），表达了故友相逢时激动喜悦的欢快心情。
      有别离便有相思。相思主体与对象之间的时空阻隔是相思形成的外在条件。在相思双方建立了一定的情感纽带后，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不得不分居两地，无缘相会。这种相思情感往往也借助于柳来表现。柳用于相思，六朝诗中多见。“柳树得春风，一低复一昂。谁能空相忆，独眠度三阳”（宋《读曲歌》），将一对情人拟为柳树春风，情思绵长而动人。梁朝刘氏《赠夫诗》中“看梅复看柳，泪满春衫中”，思妇复见梅柳，睹物思人，但物是人非，不见远行人归来，遥寄相思，流下清泪点点。此时，柳在思妇眼中已不是一种植物，而是一种象征。人们一见到柳就会产生相思之情，如“杨柳动春情，倡园妾屡惊”（陈《折杨柳》）、“气暄动思心，柳青起春怀”（鲍照《三日诗》）、“桃含可怜紫，柳发断肠青”（梁简文帝萧纲《春日诗》）。青青的柳色能引人生情，勾人相思，柳丝也毫不逊色，“杨柳乱成丝，攀折上春时。镲曲中无边意，并是为相思”（梁简文帝萧纲《折杨柳》） 、“杨柳乱如丝，绮罗不自持”（沈约《春咏诗》）都把女子相思烦乱的心情形象地表现出来。柳絮也被引入相思之中，梁元帝萧绎《和刘上黄春日诗》：“柳絮时依酒，梅花乍入衣”，相思就如那飘飘柳絮，会毫不经意地飘上心头。因柳具有这种相思意蕴，隋代女诗人张碧兰在《寄阮郎诗》“郎如洛阳花，妾似武昌柳。两地惜春风，何时一携手”中，索性以柳自况，柳便成了思妇形象。思人不归，往往还会因思而怨，这也用到柳意象，如江总《怨诗》：“新梅嫩柳未障羞，情去恩移那可留。团扇箧中言不分，纤腰掌上讵胜愁”。春天的梅树柳树还刚吐芽，思妇的相思之情又涌上心头，心里直怨“薄情郎”不守信用，说好永不分开的，而现在却让思妇经受离愁相思的煎熬，这又怎么不让人生怨呢? 而谢灵运在《燕歌行》中“秋蝉噪柳燕辞楹，念君行役怨边城”，可谓是“怨”屋及乌了。六朝诗歌中柳意象还具有乡思的象喻意义，不过，柳意象在思乡诗里出现的频率不算高，比起在离别相思诗中要少得多。
      《采薇》开了柳表乡思之先河，可能受其影响，古人喜欢种柳，故园家山都可见到柳树。柳成了家乡的间接表象信息，流落他乡之人，每有乡愁，很自然地就会“忽忆园间柳”（刘孝绰《答何记室诗》）、“愿看杨柳树”（黄督《清商曲辞》） ；见到他乡之柳也会想到故乡，如梁元帝萧绎《折杨柳》“巫山巫峡长，垂柳复垂杨。同心且同折，故人怀故乡”，何逊《边城思诗》“柳黄未吐叶，水绿半含苔，春色边城动，客思故乡来”，都反映出柳能引起人的乡愁。思乡情结是人们寻求归属的情结。中国人总是以一种悲凄的心情来看待背井离乡的处境。在诗歌中，家乡不只是一种纯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它是游子那颗飘泊之心的栖息地，是逃避外界压力的清静之所。陶渊明为逃避官场的黑暗，便想避世桃源，回归田园。他在《归园田居》中描写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便是他返朴归真的自然之所。当然，他诗中的柳，是实又是虚。柳是诗人肉体归向田园返回自然所需要的，更是诗人保持澄明心境、不受任何污染所需要的。陈后主叔宝《立春日汛舷圃各赋一字六韵成篇》中“遥看柳色嫩，回望鸟飞高。自得欣为乐，忘意若临濠”，表现的也正是这种妙然真趣。

　　在六朝诗歌中，柳意象所蕴含的思乡意味经常是与月亮、鸿雁等意象一起来完成的。陆机的《拟明月何皎皎》在“月”之后才出现“凉风绕曲房，寒蝉鸣高柳”；然而也有一些柳意象被放置于其它意象之前的。如萧悫《秋思》“芙蓉露下泣，杨柳月中疏”，“柳”在“月”之前；谢灵运《池上楼诗》“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则是“柳”与“春草”相配合。元行恭《秋游昆明池诗》中“阵低云色新，行高雁影深。欹荷泻圆露，卧柳横清阴”，张正见《赋得秋蝉喝柳应衡阳主教诗》中“秋雁写遥天，园柳集鸣蝉”等，“柳”被置于鸿雁意象之前。陆厥《蒲坂行》中“江南风已春，河间柳已把。雁返无南书，寸心何由写”，则鸿雁意象在“柳”之后。虽然如此，柳意象与中国人深厚的思乡情结紧密相联却是一目了然的。所以，每当“身在异乡为异客”，人们总觉得月是故乡明，柳是故乡春。
     柳是春天之物，其荣枯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岁月流逝的沧桑之感。这样，柳不仅具有离别相思、乡思等象征喻义，而且还具有时间象征喻义。六朝由于社会动荡，个体生命往往朝不保夕，人们对个体生命及其情感日益关注，常常发出人生短暂、世事无常的感叹。特别是六朝诗人，他们较之一般人要更加敏感，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此点。李泽厚说：“魏晋诗歌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和喟叹，是人们觉醒的审美体现，是时代典型音调，其精神实质是对生命、人生、命运和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⑺因此，在六朝诗歌中，负荷时间意识的柳意象总是与生命联系在一起的。
     柳意象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有不同的时间意味。当它作为一次性生命的个体形象出现时，杨柳也是极易凋零、不断衰老的。在时间的长河中，它也不由自主地被吞噬着。它和人的生命遵循着相同的自然规律，有盛衰生死。虽然落叶还有还生，但此一叶非彼一叶。梁武帝萧衍《撰孔子正言竟述怀诗》中“仲冬寒气严，霜风折细柳”，沈约《奉和竟陵王药名诗》“细柳空葳蕤，水萍终委绝”，梁简文帝萧纲《大同十年十月戊寅诗》“冬深柳条落，雪后桂枝残”，庾信《上益州上桂国赵王诗》中“穿荷低晚盖，衰柳挂残丝”，及其《谨赠司马寇淮南公诗》中“丹灶风烟歇，年龄蒲柳衰”等等都是诗人从柳的自然变化中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个体生命的脆弱。甚至人们的山盟海誓的感情也随时间而改变，“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陶渊明《拟古诗》）。然而，柳作为整体的类生命形象时，它的循环不已性恰恰成为人生、历史的一去不复返的鲜明对照。谢惠连《秋胡行》的“红桃含夭，绿柳舒荑。华颜易改，良愿难偕”中，春天的桃柳蓬勃生长，充满着活力，与人的容颜衰老、好的愿望难以实现形成强烈对比，更显诗人痛苦无奈的心情。经历世事无常的六朝诗人便发出了“柳栽今尚在，棠阴君讵怜”（梁简文帝萧纲《罢丹阳郡往与吏民别诗》）的感叹。这种岁月易逝，盛时不再的伤感，在赋里也有反映。庾信《枯树赋》中“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如此，人何以堪”，概述的是东晋雄杰桓温率兵北伐时的故事：“见前琅阝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条执枝，泫然流泪。”（《世说新语》） 其对岁月流逝，人生短暂的慨叹，令人“怆然泪下”。
       柳意象既可以个体生命形象作为时间流的象征，也可以类生命形象作为时间流的象征，因而就出现“人们无法看出诗人的意图，把握不到诗人要用它表达什么感情”^⑻的情况。为了确定柳在诗中的作用，六朝诗人往往通过意象组合来解决。意象组合，也就是意向并置，因为“艺术的符号是‘同时性的符号’，它是将一种完整的意象系列一次性的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并置性结构。每个意象处在这种并置结构中，其意义才能得到确定，诗的整体意义也才能得以显示出来”，^⑼且并置总是指向意义的同一性。这样柳意象与不同类型的意象组合就形成不同的时间流象征。它与亘古不变的意象如日、月、星、水等构成，则以类生命形象出现作为时间流的象征，如陈后主叔宝《宴光璧殿咏遥山灯诗》中“杂桂还如月，依柳更疑星”、虞绰《子婺洲被囚诗》中“桃蹊日影乱，柳径起秋风”。日、月、星在天空循环往复，永不停止，柳树也随着春天的到来绿了一次又一次，循环不已。曹昶《和萧记室春旦有所思诗》中“水逐桃花去，春随杨柳归”，我们看到的是，不管世事如何变迁，流水依旧东流，春天到了，杨柳依然吐绿，生机蓬勃。而柳与梅花、桂枝等有荣谢生死的意象组合，则以个体生命形象作为时间流的象征出现。如“梅花落已尽，柳花随风散”（晋·清商曲辞《子夜四时歌》）中，梅花、柳花作为个体生命的象征，经不住时间的吞噬，只能任其零落，任其吹散。梁简文帝萧纲《大同十年十月戊寅诗》中“冬深柳条落，雪后桂枝残”，春天的柳桂还欣欣向荣，一到冬天则一派萧条，时间无情，个体生命是如此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