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教无类”的一点理解

孔子六岁“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童年时，就有极强的求知求欲和行为。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而后希望学有所成学有所为，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居卫国，卫灵公已老怠于政事，又不用孔子，孔子有感而发。意思是我来治理国政，一年可以推行自己的理念，三年会有成效。竟无人用，孔子转而招收弟子从事教育。五十一岁时鲁定公用他“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行摄相事”（《史记·孔子世家》）。但是他的治国理念与季桓子矛盾甚深，终至辞官。五十五岁后便率弟子周游卫、曹、陈、宋、蔡、郑、楚等国，宣讲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教学，六十八岁回鲁国专门从事教育。孔子搜集整理《诗》、《书》、《礼》、《乐》，序《周易》，著《春秋》，将其作为教材。孔子三十岁开始办学，到七十三岁逝世，四十多年间授徒讲学，未尝有一日废辍。《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有“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培养教化了这么多人，是前所未有的事。

公元前479年，孔子病逝，其弟子执父母礼葬之，并服孝三年。《史记》里称“三年服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孔里。”

本文是专门谈一点对孔子“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体会。

“有教无类”（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受教育）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首创，开中国平民教育路线的先河。“有教无类”的真正有效的实行，能最大范围的扩大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对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素质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有教无类”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有教无类”触及了教育普及和教育公平的问题，这在中国几千年来的教育发展史上是最先进的理念了。

春秋战国时的中国社会，接受教育是王公贵族弟子的专利，平民特别是奴隶是没有资格接受教育的，正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实施的阶级路线一样，出身决定了人能否接受教育。

孔子践行“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首先他打破了当时的国界，打破了夷夏之分，学生来自齐、鲁、宋、卫、秦 、晋、陈、蔡、吴、楚等诸侯国；同时打破了招收学生的社会地位差别，孔门弟子中有极少数“乘肥马，衣轻裘”的公孙赤、“家累千金”的子贡富豪子弟，而学生中大多数出身贫寒，如穷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荀子·大略》），以黎藿为食的子路，穷困到三天不举火十年不制衣的曾参（《荀子·大略》），居室上漏下湿之原宪（《史记·游侠列传》），父为奴隶家无立锥之地的仲弓（《雍也》），子夏“家贫，衣若悬鹑”（《荀子·大略》）。孔子的办学消除了种族差别，消除了贫贱差别，是真正的平民教育。东汉马融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梁朝皇侃说：“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

当时对孔子的这一举动很多人不理解，南郭惠子讥笑地问子贡：“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隐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荀子·法行》）。说明孔子招收学生不计身份，而且来去自由，只要是字愿求学的都不会拒收。

古今学者对“有教无类”的解释大体相似。

钱穆先生释为“人只该有教化，不再分类别”。杨伯峻先生译成“人人我都教育，没有(贫富、地域等等)区别”。

“有教无类”不仅不分贵贱贫富，还打破了社会地域、文化樊篱。

《论语·述而》里描叙：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互乡”是地方名称，何晏《集解》引郑玄言“其乡人言语自专，不达时宜”；朱熹《集注》说“其人习于不善”。对这一事例，现代史学家钱穆在《论语新解》说：“其乡风俗恶，难与言善”。“互乡”人在当时世人眼中，不是“良民”。因此，“互乡”童子引发了门人的疑惑，只有“孔子对‘互乡’童子，不追问其以往，不逆揣其将来，只就其当前求见之心而许之以教诲，较之自行束修以上章”，“更见孔门教育精神之伟大”。高时良在《中国古典教育理论体系——孔子教育语义集解》中说：在理论上可以这样体会：第一，它体现了孔子“有教无类”，从与对方“难与言”，到“与之言”的飞跃；第二，从“不保其往”，表明对一个人的言行，应着重看他现在表现，不要老是咬住历史问题不放；第三，对教育改造人充满信心，包括互乡在内的社会环境，又是通过人来改造；第四，重视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有这种思想基础，就可望成才，教师没有理由挫伤其自尊心；第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教师要有广阔的胸襟，开放性的教育总比封闭性的教育好。

“有教无类”的理论基础是“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性相近”说明人皆有成才成德，“习相远”说明了教育的重要性。孔子坚信人皆可以通过教育成才的，所以作出和实施“有教无类”的理念。

有文章说：“春秋时期的类分为‘种类、物类、德类’几种，阶级、阶层称等而不称类，‘有教无类’不等于‘有教无等’。他的‘无类’不包括奴隶，因而把‘有教无类’理解为不分等级、阶级、阶层的教育是不准确的。他的弟子曾皙狂、曾参鲁、孙师辟、高柴愚、公冶长坐过牢，颜涿聚是大盗，等等，这些证明孔子的教育必然选择学生的社会等级，只是不分人的品行品德而已。因此‘有教无类’，既不能以等级、阶级、阶层来诠释‘类’的标准，也不能以种族、地域诠释‘类’的标准，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不以品德高下作为受教育的标准，这才符合孔子‘仁’学的人性论。”

汉文字成熟于商代，现可见的3500多甲骨文字，考释出2000个左右。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说文解字》，东汉许慎作，收集天下9353个汉字分别归入540部首。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的《康熙字典》，收入47035个汉字。直到1915年陆费逵、欧阳溥存等人编撰出版的《中华大字典》，汉字达48000余字，较《康熙字典》多出1000多字。而且春秋以前教育与文字为贵族垄断，由于字少，许多字为包含多层意思，所以留给我们许多通假字，即文字的通用与假借，至今还是学汉字的一门重要功课。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就是因为字少才做此举，孔子的时代比许慎的时代字数少了一半，还能那样明确地用汉字组成词汇，分出物类、种类、德类等等吗？再说，那个年代没有阶级斗争的学说，虽有人社会地位“人上人”之类之认识，实在没听说过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之称谓和划分方法。

还有人称“有教无类”是教育的结果，不是前提的提法；以及将“无类”和“有教”分别解释，“有教”的“有”是取得、占有，引申为存在、发生，因此“有教”所指有两种可能：一，弟子必须取得、拥有受教育的资格。二，君主要重视和发展对全社会的教育事业。这些曲解太牵强附会了。我以为“有教无类”的“有”应做动词解，为实行、实施意，就是对人实行教育时应该不分他的种族和社会地位。

最后想说一句，将孔子的文章思想按皇权需要来注解，是汉武帝时董仲舒的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一文中说得很清楚：“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是汉武帝以后的事，把孔孟的书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将朱熹一家定为一尊，那更是宋代以后才形成的。”

所以，将后世集权的落后归结到孔子是不公平的。

我引用《中国教育史》上的话作本文的结束：

孔子“以‘有教无类’的思想办学，”“不分贵贱贫富和种族，人人都可以入学受教育，它打破贵贱贫富和种族的界限，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这是历史性的进步”，“有教无类”体现了孔子的博大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