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乩降仙巧联对

     扶乩是中国的一种占卜方法，又称扶箕、扶鸾、请仙、卜紫姑、降笔等等，即假借神鬼名义，两人合作以箕插笔，在沙盘上划字，以卜吉凶，或与人唱和，籍以诈钱。扶乩起于中国古代，最早见于刘宋刘敬叔《异苑》，时人通常在正月十五，在厕所或猪栏边迎接紫姑神，凭偶像的跳动，卜未来蚕桑。宋代的《梦溪笔谈》亦有提及扶箕，当时迎厕神紫姑己是风尚，降神日期亦不只限于正月十五晚。宋代南渡之后，扶乩之风大盛，请来降笔的不限于紫姑神，还有别的神灵，甚至精怪，也可是古代名人，《夷坚三志》壬卷三《沈承务紫姑》写召迎紫姑之法：“以箕插笔，使两人扶之，或书字于沙中。”扶箕渐成文人闲暇之事。明清时紫姑卜信仰仍普遍，盛行于士大夫之间。

    扶乩请来的神仙不仅能卜人吉凶，为文赋诗，甚至还能属对，成为有些文人逞才使气、显露才华的一种游戏。笔者检诸史籍，得一、二事迹，试录于下：

    《巧对录·卷之五》载：《唐伯虎纪事》云：有问乩，令对云：“雪消狮子瘦。”乩即书云：“月满兔儿肥。”又令对云：“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乩即书云：“九溪蛮洞，经过中洞五溪中。”嘉兴有三塔寺，有人出对云：“西浙浙西，三塔寺前三座塔。”降乩者批云：“吾游遍天下，乃能对此对，云：‘北京京北，五台山下五层台。’”黄右原云：“闻是日有人复加‘塔塔塔’三字请对，乩竟寂然。”

    《巧对录·卷之六》载：《痂留编》云：有才士偶出一对云：“冬夜灯前，夏侯氏读春秋传。”久未有对，后请乩，仙对云：“东门楼上，南京人唱北西厢。”适逢其事，遂成巧对。

    《巧对录·卷之八》载：章邱米步云善以乩卜，每同人雅集，辄召仙相与赓和。一日，友人见天上微云，得句请其属对，曰：“羊脂白玉天。”乩书云：“可问城南老董。”众疑其不能对，故妄言之。后以故偶适城南，至一处，土如丹砂，异之。有叟牧豕其侧，因问之。叟曰：“此俗呼‘猪血红泥地’也。”忽忆乩词，大骇，问其姓，答云：“我老董也。”属对已奇，而预知过城南之必遇老董，斯亦神矣！（按：另据《坚瓠首集·卷二》载：明代刑部郎中黄暐亦令箕仙对“羊脂白玉天”。乩仙说对句当出自丁家巷田夫口中。黄次日去试，一耕者锄土，问：“此何土？”耕者说：“鳝血黄泥土。”）

    《巧对续录·卷下》载：弘治中，钱唐吴启冻游西湖，见湖边有请仙者，登岸往观，时已过端午。一庠士以学宪有一对云：“鼓振龙舟，惊起鼋鼍之窟。”莫有能对者，以此质之仙，即书云：“水冲牛屋，破开蝼蚁之丛。”众请留名，乩书“可怜”而已。复书：“可到湖东牛屋大树下相见。”次日，果踪迹至彼，见大树下，茜席裹一尸，蝼蚁满焉。众愕然，访之，乃知日前新缢死者，因聚水驱蚁，捐金市槥埋之。（按：另见《西樵野记》载：一学官视学留下“鼓振龙舟，惊起鼋鼍之窟”一联，在学诸生无一能对，便请紫姑仙来对，即书“火焚牛尾，冲开虎豹之关”以对。众请留名，只写下“可怜可怜”四字。）

    《志异续编·卷四》载：乩仙书“王马温赵四帅”，无人以对，乩仙又说：“定有才人来对。”这时恰金圣叹来了，对曰：“禹汤文武四王。”

    《楹联丛话全编·卷之三·庙祀·上》载：有传关帝乩笔一联云：“史官拟议曰矜，误矣，视吴魏诸人，原如无物；后世尊崇为帝，敢乎，论春秋大义，还是汉臣。”按：此才人之笔，托名于降乩者也。陈寿《三国志》评云：“关、张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关报效曹公，张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关刚而自矜，张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此联为帝辨“矜”字，其意甚善。然“视如无物”云云，则仍不脱“矜”字，似非帝所欲云。至我朝顺治间，封为“忠义神武大帝”。尊崇之典，实至昭代而极隆，非臣工所得拟议，故托诸乩笔，以示谦冲，庶为帝之所许欤？（按：另见袁枚《子不语·关神下乩》，记叙了关帝君借由乩笔，以幽默的口吻，责备士人不够尽忠的故事。）

    《客座新闻》载：江西有一提学，出了“雨洒芭蕉，恰似千手佛摇折叠扇”一联请诸生员联对，诸生员苦对不出，祈请乩仙，托名李太白，遂书“风翻荷叶，浑如独脚鬼戴逍遥巾”为下联，属对甚工。

    《留青日扎》载：明代田艺蘅扶乩请来了荷仙姑，出了一联“日月为明分昼夜”请对，乩仙遂书“女生合姓别阴阳”为对，反应敏捷，属对颇工。

    对于前人有关扶乩的记载，我们不能简单的视之为“封建迷信”，应当把作为民俗的扶乩同作为封建迷信活动的扶乩和作为文人的游戏活动的扶乩区别开来，既要看到术士借扶乩占卜人事吉凶的欺骗性、虚伪性和危害性，同时也应当肯定扶乩作为一种民俗和游戏活动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2009年5月24日晨弋阳莲客写于儒墨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