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孟雨涵；采访对象：何光顺）

附注：这是应广外SMS杂志孟雨涵同学邀请，接受的一个文学访谈，发表了一些个人化的看法，这里谨将其略作编辑，予以登出，欢迎批评。

1.孟：80年代，对于文学来说，是个挣脱束缚的年代。当时涌现了一批新兴的文学作家与作品，像伤痕文学的代表刘心武，寻根文学的代表阿城，韩少功，贾平凹等等，那么有哪些作家和作品是您当时非常喜欢的？

何：我比较喜欢刘心武，阿城还有王蒙，他们的作品十分切合时代。像刘心武的《班主任》，表面上在写小流氓，实际上在写班上的孩子比如团支书谢惠敏，他们受文革的影响很大，是需要治疗与反思的。还有阿城的《棋王》中的王一生，他用自己执着的精神寻找着一些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生命的意义，他的这些苦苦探寻也证明了当时时代精神的贫乏。这些作品有时代感，问题意识很强。

2.孟：当时的文学作品对您有什么深刻影响么？

何：人获得人生启迪的渠道是多样的，仅仅是文学作品并不会对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产生很大影响。不过80年代作品对走出文革困境，弥补思想破坏所作出的努力对我是有启发的，包括当时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对束缚作出的反抗和对人性的思考都有很强的时代感和问题意识。而且我喜欢古代文学，我觉得80年代文学很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它对寻找传统所付出的努力。

3.孟：马尔罗说：“文学就是反命运”。您认为，80年代的新文学是如何拯救那些经历过文革打压的人的精神生活？

何：我觉得可以从4个方面来说，一是从现实中寻找问题。例如刘心武的《班主任》，从孩子们身上发现问题，他扮演了一个具有启蒙作用的学者；二是从历史中汲取资源，传播像《棋王》中所展示的那种坚韧的精神；三是对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的否定，比如韩少功的《爸爸爸》；最后是像贾平凹那样抒发对所处土地的热爱。

4.孟：有人说80年代文学打破了与政治的紧密联系，而变为与经济生活息息相关。您觉得当下文学环境日益商业化，核心价值观模糊等问题是否与其有关呢？

何：首先我认为80年代的文学是有很强的时代和政治介入感的，只不过它并不采用非常直接的方式，它可能会回避或采取建设性的方式，所以它们也无法对政治问题进行深入反思。有一些作品也同样在反抗时代，只不过它们不针对具体问题，例如北岛的诗歌。其次就是文学商业化的现实是很无奈的，文学必然与政治，商业，宗教等息息相关，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成为文学题材，只不过因为种种局限我们无法展开叙述，这一是造成了我们文学先天贫血等缺陷，第二正是因为无法介入政治，文学为了迎合大众而变得商业化，要么就是像诗人一样进入自我、小我的写作境界，纯粹的文学也越来越没有市场。但80年代的文学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的商业化，当时的文学卖不到钱，它更似一种从文革中活过来，重新萌芽，自由发展的状态。

5.孟：那么您觉得文学追求它的纯粹性与其反映政治、经济生活的功能是否有矛盾和冲突呢？

何：很多作家都有一种对纯文学的向往，但文学又不是纯粹的，它甚至有时是非文学的，它总与政治、经济、宗教等紧密联系。西方也同样如此，像他们中世纪的文学就是宗教的奴婢，而20世纪的文学反映的有时一种存在主义，与哲学关系密切。写作应该要有它内在的独特的丰富性，即对历史、社会、人生的深度的理解以及对苦难和死亡的悲悯与同情，而同时，它追求的外在形式的完美就是许多作家寻找的纯粹性、艺术性。文学外在形式的完美和内在的丰富性达到深度的契合。

6.孟：当下有许多关于“文学已死” “文学堕落”的言论，您如何看待呢？

何：专业的学者是不会这样说的，这更多的是人们情感情绪的表达，或者说是对未来文学发展的期望。当下许多作家受到外在影响，使命感和责任感降低，所以人们是出于建议与批评的用心。文学并没有死亡，也没有完全堕落，只是没有完成它应当完成的使命。

7.孟：您对未来文学的发展有怎样的预见与期待呢？

何：我们很难对未来文学发展有一个准确的预见，但我们可以期待与想像。首先我们读者群的品味不断提高，原先过于大众化、快餐化的写作形式将难以满足多元的读者市场。而且现在文学市场也有令人期待的现象，比如个性化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多，他们坚持自我，并对个体生命，历史，时代进行独到的思考。再就是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探寻，最后是西方对我们文化的影响将更加多层次和复杂。如果说80年代对待西方文学，我们还有些“拿来主义”，无法完全消化吸收，那么现在我们将更加得心应手的运用它们。

8.孟：您有什么想对文学工作者和读者说的？

何：首先我们的作家不能只凭自己的才情去写作，不能只为了素材，为了个人化的情感甚至是金钱去写作，应该担负着对民族以及时代的使命感。写作应该要有它内在的独特的丰富性，我们的作家需要一种写作的智慧，当无法直接表述时要学会间接的写作，不要给自己设置过高的门槛。只有当文学关注社会本身，生命本身时，当文学发展与我们的民族休戚相关时，文学才有生命。对于读者来说，应增强文学的熏陶与培养，不能逃避有难度或者不合口的文学作品。当下的文学环境和读者群体都太浮躁，我们对历史，传统的继承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伟大经典的浸润，需要有一种宗教式虔诚的情怀，在现实的维度上增强对独立人格的塑造及自由思想的熏陶。正如我们广外的校训“明德尚行，学贯中西”，“德”就是文学工作者们应承担的伦理责任，而“行”就是将自己切身的体验与实践融入作品中。

何光顺老师简介：

何光顺，男，1974，四川盐亭人，文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3年获华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学位，2005年12月获华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2006年至今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从事科研、教学工作。2009至2010年被评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优秀本科生导师。2010年被评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千百十工程”第六期培养对象。现已在《哲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一部。代表性论著有《老庄的“庸道”——兼及西方思想与老庄思想的互训》、《环视中的他者与文学权力的让渡》、《玄响寻踪——魏晋玄言诗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