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韩寒，有一种危险，因为他太年轻了。中国古人云“盖棺定论”，这是一种慎重和严肃的态度。因为谈论当世人，至少有两大方面难以把握：一是所谈论的对象或者还没有完全塑成，或者即使塑成了，也难免很多资料因未曾完全披露，而难以看得清；二是谈论者或者出于主观的意图或者出于客观所见有限，难免贬低和抬高之嫌，由此而难免犯一种捧杀或棒杀的错误。

然而，我们是否就完全不可以品评当世人物了呢？也不尽然。我认为批评家对于当世人物的最重要职责，就是引导批评或校正批评，也就是作为批评之批评。这就是说避免去批评正在成长中的初出茅庐型作家，避免将稚嫩的初生者聚焦到闪光灯下，从而避免让他们接受过于灼热的烧烤。然而，一旦当某些新秀或成长者因各种原因被过早地放到了批评的视野中，那么真正的批评家就应当出场以校正批评的方向。

在这样一个时代，韩寒至少是一个有趣的人物，特立独行，却又颇晓得因时顺势。这两个方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艰难。因为大多数人是确然顺应时势的，却并不够独特，因为他们过早地“被”抹平了，被机制化的教科书和教育体制制造成整整齐齐的工艺品。当然还有许多人是够独特的，却不能顺应时势，逆时而动，既不利己，也难利民。孟子对孔子的最高评价就是“圣之时者也”。可见，应时知几，已是至圣境界。

韩寒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从个人好恶的角度说，我非常喜欢他的博文，我也只读过他的博文。我从来没有打算去批评韩寒，也没有打算去进行批评之批评的引导。我从来觉得，只要每个人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同时，又能适度地保有某种现实关怀，保有某种属于个人偏好的业余兴趣，这就是一种较好的境界了。我们不当要求任何人都去介入社会热点和明星式的话题。毕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属于人谋者，当尽之。属于天成者，淡然而待之。

引发谈论韩寒的兴趣，而非系统地研究韩寒兴趣的，是因为本科毕业班同学竟有将韩寒作为学位论文选题的。题目赫然是“真的知识阶级——从韩寒与鲁迅的对比看韩寒在当代的意义”。孤陋寡闻，因为对热点关注不多，从这篇论文中方才知道，早有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专栏作家梁文道先生将韩寒与鲁迅相提并论，并认为韩寒就是“下一个鲁迅”，韩寒的文笔“很尖锐和聪明”，“只是少些鲁迅身上的深沉和悲剧感”。这种比较因为其新异而强烈的表象的反差，瞬间便引发了我要为这位同学的论文作些点评的冲动和热情。因了这点评的机缘，我竟也有了将两人作些并不严肃的比较的随文敷衍。

梁文道先生的说法，的确会骤然引起人们的诧异。因为至少表象的反差是太强烈了。韩寒是21世纪的摩登赛车少年和倍受追捧的明星作家。鲁迅先生却是20世纪中叶的一点也不摩登反而是常常显得激烈和忧愤，以至不合时势的传统文人或诗人形象，他穿着一袭长袍，有点孤寒，四面树敌，而难求真正的友声。很多捍卫鲁迅和热受鲁迅者，认为将韩寒和鲁迅比较是不伦不类，有贬抑大师和吹抬新秀之嫌。

在我看来，这类比较，确有不尽妥当处。因为只要是比较，就难免牵强，就难免有风马牛之嫌。然而，喜欢比较，却是人类却深层的劣根性之一。世界上的很多比较，纯粹就是胡拉乱扯。然而，有些比较又似乎真能拉上些关系。而甚还有些比较因为藉着比较而让双方得益，而让各自之价值和意义尽得彰显。

因而，既然有将韩寒和鲁迅比较者，我们便可以藉着这比较继续谈比较。何况这比较也似乎不全然是胡拉乱扯。因为诸孔子籍着和周公的比较，激励自己，并某种意义上弘扬了周公的伟业；诸葛亮籍着和管仲的比较，激励自己，同样某种意义上超越了管仲；我们当下的中国，籍着和欧美的比较，说不定来日也能超越欧美。可见，比较之功也善矣，大矣。

那么，梁文道先生将韩寒与鲁迅先生作比较，便表达了两种可能性。一是表达了某种事实状态，即韩寒已经是鲁迅式的伟大作家。一是表达了某种未来的期许，即希望韩成为鲁迅式的伟大作家，并能弘扬鲁迅的事业，甚而至于超越鲁迅。在我看来，梁文道先生更多的表达的是后一种看法，即韩寒已具有了鲁迅的某些精神气质，假以时日和修为，韩寒将追踪鲁迅而比肩之。

从这个角度说，不管是梁文道将韩寒和鲁迅比，还是韩寒自拟于鲁迅，都具有了一种积极的意义。因为古人有云，法其上者，至少得其中。有大师的尺度、高度和境界，后来者可参照以自抑其心中的小气、躁气和骄气。若能纵目远望千古以上，师法往圣先贤，或可卓然树范于来世。

然而，梁文道先生的说法，似乎还不仅仅是将鲁迅作为激励韩寒的榜样，而确然同时暗示着韩有着鲁迅之精神。对于品评人物，我向来以为既要避免捧杀，也要避免棒杀。梁文道先生是从韩寒的可塑成性上谈其未来可能之成就，属于作家之间的惺惺相惜。这应当可以被我们理解。但时下文坛或艺坛所盛行的一股不正之风，却常常是将一个小孩或少年过早地放到闪光灯下，给以各种荣誉和光环，从而导致其说假话和面子话，这却无疑是对人才的捧杀。

在我看来，批评家的重要职责在于应当更多地从建设性方面提出良好的批评性建议，以有助于批评和创作的共同发展。或许文学的批评永远没有文学的创作来得更有力量，但批评却可以成为创作的盟军。或许批评比创作还来得重要，以智识的理性将创作引向成熟，将社会引向健康。

韩寒和鲁迅可能确有很多共同点，一方面他们都是文学的创作者；但更重要的是，在作为文学的批评者和社会的批评者方面，二人有更大的相似性。但就这个方面看，韩寒和鲁迅又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因为鲁迅的环境，允许他可以破坏了重建。因此，鲁迅的批评重在破坏。韩寒虽然同样是体制外作家，但他的批评却不得不考虑时代，而只能在体制给他留下的体制外的自由空间里进行建设性批评。虽有破坏，却不能是大破坏。可以批评某些人和事，却难以批评这些人和事所属的社会制度和整个体制。当然，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建设性的批评就没有破坏性的批评更有意义。相反，我个人却是倾向于赞同建设性的批评的。毕竟，破坏了还是得建设，但一切都没有了，恐怕建设就来不及。在废墟上的建设可能还是重蹈旧时代的套路。这就是鲁迅以后时代的悲哀。

因而，韩寒的悲哀或者远比鲁迅更为悲哀。因为韩寒虽然自处于体制之外，不拿俸禄，但仍不得不被体制挟制。鲁迅却还可以拿着体制给予的俸禄，而自外于体制。我们这个时代的体制是够好的了。但好的体制的力量是更强大的，这也是时代愈后，人愈难得自由的原因。文明就是一部失去刹车的加速列车，我们都知道会走向死亡，却还不得不乖乖地呆在车上。而且这车上的资源有限，我们要谨防被他人扔出车箱外的危险。于是，我们抗议，我们批评，就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或我们的后来者能在这危险的列车上活得时间更长些，过得更好些。这是没得办法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寒似乎具有双重的重要性：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呆在这辆危险的列车上，而不至于被扔下去。于是，他写作。因为没有读过他的文学作品，所以略过不谈。他还希望这个社会的每个人至少呆在这辆危险列车上的时光能过得更有尊严和健康些。于是，他批评。而且为了不至于引起冲突，他进行建设性的批评，不发表个人性的主观好恶。这是韩寒做得很好的。因为看了他的一些博文，所以可以谈上几句。

韩寒和鲁迅不同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以作为公民批评家为己任。这方面，易中天先生也颇有这种公民批评家的责任感。这是很让人敬佩的。虽然不赞同易先生以前对曹操和诸葛亮的那种牵就市场化时代利益至上尺度的评价，但对他抛弃那种戏说历史，转而进行社会性批评和建设的态度，却真的颇为赞同。易中天的道路选择，让他避免了余秋雨那样的失足。虽然余秋雨在70年代的作为就隐藏着他以后的道路选择方向，但他没有认识到时势的变化，而仍在以自己有限的才气挥洒净尽之后回到了过去的笼子里。这是颇让人惋惜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韩寒从一开始，就以公民批评家的现实关怀和社会批评为己任，从这个角度说，他即使在成就上还不及鲁迅，但或许至少可以成为鲁迅先生的精神苗裔。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这个社会如果多几个韩寒，未尝不是件极好的事。至少，他们有成长为鲁迅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