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关雎》的题旨历来纵说纷纭。古人以之为“吟咏后妃之德”，现代学者视之为“爱情”颂歌。究竟孰是孰非？

伽达默尔以为，理解总是以自身为前提的视域融合过程，故不可避免地带着合理的偏见。实际上，当代人视《关雎》为“情诗”的说法即出于攻击礼教，解放人性的现实社会政治需要作出的当下理解，因而无疑是基于现实的合理的偏见。

《毛诗序》以为：“《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是以《关睢》，乐得淑女以配君子。”这同样是出于汉代强化皇权，维护大一统专制社会所作出的一种合理的解释。天子君临天下，皇后故当母仪天下，而“君临”和“母仪”皆当以“德”为首。

偏见是必然的，但基于同样历史境遇的理解却总是最接近的。《诗经》作为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的礼乐文化的产物，很明显地打上了礼乐文化的烙印。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礼乐固然已大为崩坏，但他出于礼乐文化的立场作出的解释却基本与《诗经》产生的文化背景契合。

孔子云：“《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又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基本道出了《诗经》礼乐文化的精髓及《关雎》情性伦理融通的题旨。《关雎》的确吟唱了“男女”两性之“情”，但这“男女”非普通的无教化的野人，而是诗之所云“君子”与“淑女”，这“情”也非普通的无收敛约束的“情”，而是中正、平和、无过无不及堪为表率的“情”，这种情因“止于礼仪”，而升华为群体性的“德”。注重情性与德性的融合，是孔子诗乐观的精义所在。

《诗经》以《关雎》为首章，正体现了中国文学人文传统的确立，展现了西周礼乐突破殷商神文并奠定中国2000余年礼乐文明基础的历史进程。因而，现代人纯以自然情感释《关雎》，固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却无疑遮蔽了《诗经》礼乐文明的基本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