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理想”究竟是什么？一个人是否一定要有理想？理想是用来“实现”的吗？如果一个人一生没有能够实现他的任何理想，这个人应该被称为失败者么？

    不同的人，答案可能千差万别。

    小学时，我曾经在作文里写过，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原因很简单，因为母亲是医生。后来这篇作文得到老师的赞赏，班主任王友惠老师说：别的同学我不敢保证，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其实我并不真想当医生，只是熟悉这个职业的某些特点，比如说隔三差五就要值班，没有节假日，经常参加医疗队出差，身上有一种我喜欢的淡淡的来苏水味道等等，写起来方便。

    没想到，正如老师所预言，我后来真的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并且在医院工作了半辈子。那年我刚从外地回北京，一次与王友惠老师通电话，聊到这事，80高龄的王老师还高兴地说：“学生说话有没有准头，将来能干什么，我一看能知道。”

    而我真正的“理想”，我指的是确确实实令我渴望、憧憬和具有可实现条件的理想。它们曾经那样五彩缤纷，那样令人神往，几乎伸手可触，但是最终，它们却一个一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化为乌有。

    我的第一个可以被称作“理想”的理想，是当演员。产生这种不着四六的想法，其实事出有因。小学五年级，一次生病住进解放军302医院，同病房的杨奶奶，儿子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名叫杨成轩，演过《林海雪原》中的小炉匠。杨演员常来看母亲，我们这些小病友对他非常崇拜，杨奶奶也很为儿子自豪。她说，别看我儿子没演过一个好人（后来王苹导演纠正说，演过，但不如坏人演得好），他可是个大好人！说到这里，主角就要出场了，著名的王苹导演，我叫她王阿姨。

    记得一天上午，护士长突然来到病房，说要带我去采花。我便和她一起来到病区院子里的花坛，护士长采了一束月季，小心地除去枝干上的刺之后交给我说：一会儿你把它送给一位新来的阿姨。

    回到病房，新病人已到，是一位中年妇女，圆脸、弯眼，很面善。我把那捧月季递到她手中时，她显然非常惊喜，说，这么漂亮的花，这么可爱的小姑娘。杨奶奶和王导是老熟人，已经聊上了，她对我说，“这位阿姨是八一厂的王苹导演。”又对王导说：“这孩子可聪明、可喜兴了。” 王导说：“是吗？那让她将来跟我拍电影去吧。”听得我心花怒放，护士长也很高兴。当年，王苹刚刚执导完《槐树庄》，在影迷眼中炙手可热。

    以后，我几乎天天到王导住的单间去玩，看她忙着写文案，听她闲下来时讲故事。她是新中国第一位女电影导演，当时军衔好像是中校，执导过《槐树庄》《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很多有影响的电影。在和王导相处的日子里，她好几次对我说：想演电影吗？你这么可爱一定上镜。有时候我们找小演员不容易，如果以后我的电影里有适合的角色，一定请你来试试。就是这句话，种植并且萌发了我最早的“理想”。

    后来王阿姨和杨奶奶先后出院，王导临走前，让我给她留个地址，记得她当时挺高兴地说，有电话，联系起来方便。只有我从春天一直住到秋天，这期间，病区里还住过好几位军旅演员。那年“八一”联欢，我和总政文工团一位歌唱演员排演的表演唱《逛新城》大受欢迎，成了病区的保留节目。

       

从网上找到的照片，左，导演王苹；右，演员杨成轩

当年见到王苹时，比照片年轻多了。奇怪为什么让杨成轩这么帅气的演员当反角？



杨成轩在《林海雪原》中饰演的小炉匠栾平

    于是，我想当一名演员，演电影，或者上舞台！和现在许多追梦的青少年一样，那时候，我毫无疑义地相信，只要有机会，一定能实现这个的理想。

    出院后，一直没有等到王苹导演的消息，只是看到她又导演了两部影片，故事片《霓虹灯下的哨兵》和舞台艺术片《东方红》。 不幸的是，很快文革开始了，王苹导演不再拍电影，全中国的导演都不再拍电影。据说王导在文革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身体状况一直不好。1974年，王苹执导了《闪闪的红星》，开始了新的创作时期！70年代末，曾有朋友帮助联系，很想去拜访她，但那时我在外地工作，回一次北京很仓促，终于没能成行。直到1990年王苹导演去世，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后来，多次参加“宣传队”，真正上台时才发现，原来我并不喜欢，也不适合学表演，银幕和舞台似乎不是我的钟爱，我更倾心的，是那些丰富多彩而富有创造性的幕后策划活动。

    想当演员的理想，就这样变成了一堆快乐的泡沫，消失在我的迅速流逝的童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