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城

    我是在一个弥漫着民主气氛的家庭里长大的，特别是随外祖父母在安徽大学校园里生活的童年，虽然也有正统的家教，但颇为宽松。那时家里来了客人，只要不谈公事，小孩子就可以不回避。最难得的是，大人说到不甚重要的话题，孩子甚至可以插嘴，这也许养成了我日后话多的毛病。所以小时候，听大人谈话就成了我的一门功课，也因此而被称为“小大人”，落下“思想复杂”的嫌疑。六十年代中，我回到北京父母家，国事、家事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家长和访客脸上常沉着阴云，适合我旁听的话题越来越少，外面的世界开始吸引我的注意。

    独立生活以后，先是下乡插队，后来招工进城，所结识的同事，多已三四十岁，有的年龄超过我一倍以上。我19岁时，在经过一年医学基础培训之后，被送到当时的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进修。由于大学停办，医院连续几年没有医学院和护校的毕业生，人手短缺、青黄不接，进修学员便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

   我就是在那里，结识了一批在当地临床医学领域颇具影响力的长者，并在一段时间里与他们保持经常的交往。他们以自己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阅历，为我上了走向社会的重要一课。

    蔡澄教授是著名胸外科专家，陕西扶风人，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相貌相当英俊，有点像欧洲人。他在正式场合，总喜欢说普通话，聊天时则操一口地道的关中方言。我轮转到外科后，很快把他看成可以信赖的大朋友，连学说陕西话都带了扶风口音。

    那时候，医院原本严格的管理体系遭到破坏，医护责任不分，专家也值一线夜班。每当蔡澄上夜班，就和我们一起去吃夜宵，二院食堂的馄饨味道好极了。平时，有美食家之称的蔡澄也常邀我们下馆子改善生活。医院附近最著名的是“厕所食堂”，一间门脸不大的小饭铺。据说那原来是一个厕所，后来填了茅坑，盖成食堂。听了这段历史，我们都不愿意去那儿吃饭。蔡澄却说，咱们学医的，“进出口”都一样，分那么清干什么？菜好吃就行。还别说，厕所食堂的饭菜真不错。后来，只要蔡教授去，我们享用所有的菜肴都由他买单。进修回来后，我吃胖了不少，这是题外话。

    蔡澄医术精湛，他在心肺、纵膈等心胸外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造诣很深，是西安医大体外循环心脏外科手术的奠基者之一，手术极其漂亮。那时候看手术是我们的一项重要活动，我经常在下夜班后泡在手术室里，胸外、脑外、普外，骨科，一台接一台地观看。而看他的手术最为享受。我有一位同事，体检时发现胸部病变，我拿着X光片找蔡澄，他一看就判定：“中心型肺癌，早期，需要及时手术。” 病理报告证明了蔡澄的诊断，术后患者渐渐康复，至今还健康地生活着。

    蔡澄十分爱好文艺，当时我们单位有一支水平不错的业余演出队，我进修前就是那里的成员。有一次，演出队参加调演，我邀请蔡澄前往助兴。那天门禁森严，以前每次都对我放行的看门老头居然不肯通融，弄了个扫兴而归，觉得非常对不住蔡教授。他却安慰我说，没关系，全当出来散散步，这不是挺好吗？

    后来单位领导知道了这件事，一个劲抱怨我为什么不直接找他，觉得怠慢了这位大牌专家，很过意不去，特地让我再请他观看演出。当时快过年了，领导还专门从农场拨了一批年货，苹果、花生、瓜子什么的，让西医二院的职工享受和我们一样的“福利”。那时候副食品非常匮乏，我的一次失误，换来皆大欢喜。以后，我们系统的患者，无论转院、会诊还是找专家看病，只要我出面，全能搞定，由此赚了个“外交部长”的美誉。

    蔡澄后来成为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当年有一次上夜班时，他曾亲手抄写过一张歌片送我，是当时正流行的西努克亲王谱写的一首歌：“敬爱的中国啊，我的心没有变，它永远把你怀念。”字迹非常工整、漂亮，那张歌片我至今保存完好。

    我在西医二院结识的另一位长者是病理教研室的陈金典教授。他是河南人，身材不高，举止儒雅，眼镜片后面闪烁着睿智的目光，一见面就愉快地对我们微笑，听他说话别提多有意思了。

    我的第一堂解剖课，就是陈教授上的。他的第一句话是：同学们，请大家肃静、向遗体捐献者行注目礼，以表达我们对他的尊敬。站在阶梯上的一排排学生，一下子安静下来，从此，我再也没有在解剖课上说话或做小动作。而我上其他课，从来都是一心二用的。

    白被单下覆盖着不知名的遗体捐献者。随着课程的进展，白被单被掀开，露出死者的遗体。从头颅、躯干到内脏，陈金典一边解剖，一边用低沉的声音从容不迫地讲述，被单始终遮盖着死者的耻骨联合部位，为他留下最后的尊严。

    讲到取肺组织标本时，陈金典用一句话说明：“上小下大，左三右四。”就凭这八个字，即使到现在，只要看一眼大小不等、被切成三角或四方形的肺组织标本，我就能准确无误地辨认它来自哪一片肺叶。由于景仰陈金典的缘故，我非常重视这门课，晚上经常一个人在解剖室观看各种标本。一次，放射科杨荫清教授读片回来，路过病理科，看见灯光下只有我一个人，面对泡在福尔马林中的人体器官研读，大为惊讶。从此我与杨教授交往渐多，进放射科也如履平地了。

    再说陈金典。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堂“爱情课”，也是他讲授的，当然不是公开课。一位上海医学院毕业、在某县地段医院工作的进修医生小项，看上了一位也在进修的北京姑娘，我的好朋友小平。这位项医生害上单相思以后，不知怎么被陈金典知道了，他鼓励说：“追，使劲追！”他的理论是，爱情就像做学问，穷追不舍才能成功！据说陈夫人郭真教授就是他当年千辛万苦、不屈不挠地追到手的。名师出高徒，尽管开局不利，那时候几乎全中国的女孩都不爱上海人，我的朋友很是犹豫。但好事多磨，项医生展开猛烈攻势，坚持不懈，到底追上了自己心仪的姑娘。后来他考取中国医科院的研究生，又到美国读博士，现已成为一位知名专家，在加拿大一所大学医学中心任终身教授。对于项医生来说，陈金典不仅是他专业上的导师，也是成就他美满婚姻的教父。

    尽管我当时尚未谈婚论嫁，但陈氏爱情理论让我懂得，凡能执著追求爱情的男人，也能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成功。等到我自己“遭遇”爱情的时候，也着实被后来成了我先生的人狠狠地追了一把。几十年的生活实践，检验了陈氏理论的货真价实！

    孙浩远是我们医院的医务部主任，内科医生。他身板笔直，表情威严，看上去更像一个骑兵团长。那时他40岁，恰是一个男人雄风正健的年龄，虽然他是军人出身，却十分干净利落，酷爱整洁，夫人大约很为他的长相骄傲，天天从里到外，把他的每一件行头都熨烫得平平整整，出来进去的，格外精神。要是再穿上警服，那才叫一个威武。

    和他交往，你会知道什么是坦诚正直。有一次我问他：你兵当得好好的，怎么学医了呢？原来，他出身贫苦，解放战争时期，一支队伍从他家乡经过，他瞒了年龄去当兵，为的是能吃口饱饭。部队一路南下，所向披靡。他回忆说：三大战役之后，部队都打疯了，敌军节节败退，有时候整团整师地缴枪，当了三年兵，一路上光受降了。不久，全国解放，首长一问，才知道他刚16岁，就说，仗打完了，你还这么小，念书去吧。于是他上了卫校，成为一名军医，后来转业到我们医院。

    据说他有八两到一斤的酒量。有一次过节，我们三位女将以水代酒，轮番出击，他对我们的捣鬼全无戒备，三下五除二就被灌倒了。不过，平时他还是很有两下子的。

    别看他小时候没念过几天书，学历不高，但是人绝顶聪明，医术相当高明。他的原则是调整人体自身的抵抗力，能不打针就不打针，能不吃药就不吃药。特别是对诊治一种叫做克山病的地方病，很有一套。西安著名的心内科专家王世臣教授不止一次地对他的学生说，诊断和治疗克山病，新安医院的孙浩远医生有着令人钦佩的丰富经验和独到见解。

    有一年陕北发洪水，医院组建了一支医疗队，他任队长。那次医疗队本来没有我，但我钻了一个空子，搬来院长夫人说情，顺利地站在了整装待发的队伍里。那次行动非常艰苦，我们开始乘车，路被洪水冲断，于是步行，走了一百多华里才到达灾区。路上，驮着药品、医疗器械的马陷到泥潭里，正在众人不知所措的时候，只见孙浩远大吼一声，跳将起来猛拉缰绳，硬是把马拉了上来，大家一片欢呼。我们在灾区巡回医疗的十多天里，孙浩远带领大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积极救治伤病员，出色完成了医疗任务，表现出超强的坚忍和定力。

    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友好而单纯，在我成长时期，还结识了毛履真教授、王修忠教授、秦兆寅教授、仲继志教授、叶明刚教授、上官存民教授等多位名医，他们对我学习专业知识和学习人生经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时候他们正当年，而如今，他们中有的已经作古，最年轻的也年过古稀。

    我衷心祝愿这些令人尊敬的长者健康长寿，晚年幸福！

（未完待续－小辈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