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时代我和刘木匠

                       ——我的忆想录（二十一）

                     崔积宝

    刘木匠叫刘永忠，是我下乡时所在砖厂的的木匠。当时我在连部当统计，就住在连部里。连部和木匠房挨着，开始也就是由于这么个地理位置上的接近使我们两个人也接近起来。但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能够密切起来，是因为我们俩人比较谈得来。我们虽然很谈得来，但是刘木匠其实是一个比较寡言的人。我感觉，兵团各连的老职工大概由于多数都是从部队复员的士兵，他们都是那种不太喜欢讲话的人。像在砖厂，除了老雷之外，很少有爱说话的。我那时也不是一个健谈的人，我俩谈得来，是因为我们的观点，我俩对连队许多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总能有一致的看法。我觉得老刘虽然文化不高，但是他心明眼亮，他总能正确的评价连里的人和事。

    我才来砖厂不久，一次全连大会上，左文风指导员在上面讲话，批评了一个人。坐在我一旁的刘木匠感慨地对我说：“指导员说话就是有威信，他总是把发生的事调查的清清楚楚，才在会上说。”他的话使我这个刚刚调到砖厂的人对左指导员有了好的印象。后来我也切身感受到左指导员的这个特点。

    那是在我当了统计不久，在出窑的砖堆放在什么位置的问题上，我跟三排长老温发生了矛盾。出窑的砖堆放在什么地方，本来是由我来决定的事。因为我要考虑整个转窑出砖口出砖的摆放，还要考虑团部和各连队来拉砖的车停靠的位置，以方便于装车。我的意见本来是对的。三排长却觉得位置离他们出砖的出口太远了，嫌费劲儿，就不顾我的意见，就近堆放了起来。我上去劝阻，他却对我大喊起来，还说了不少难听的话。当时我是一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他是老同志老党员，又是排长。我只好忍住一口气，不再和他争。当时有很多人在场，老温维护的是他们的利益，大家明知道他不对，也没有人替我说一句公道话。

    不知是谁把这件事告诉了连长，连长又告诉了指导员。指导员找我了解情况，我如实地说了，好像当时还委屈得掉了眼泪。后来，我注意到指导员也把老温叫到了连部谈话，他找了许多在场的人交谈。不久，得一次全连大会上，他批评了老温，他把情况说得和当时发生的情况一模一样，真是让人信服。我看到老温坐在那里，他的头低得很低。坐在我旁边的刘木匠微笑着看着我，他会后对我说：“我没有说错吧，指导员总是调查清楚了才说话。”

    砖厂的木匠是很忙的，几十台推板车和装窑出窑的车，每天几乎都有要修的车。连队每年都要盖房子，一栋房子的屋顶大架子是木匠每年的大活，他手里总是有忙不完的活。他经常不能按时下班，有时休息天他也得加班干活。好在刘木匠很能干，他中等个头，宽肩膀，两个胳膊很粗壮，很有力气。他干起活来简直像一头牛。他不光干自己的木匠活，连队里的许多杂活他都干，谁的忙他都帮，连队里杀猪，都是他。他从不怕脏怕累，司务长到团部拉面回来，总是他帮着扛，扛完面，身上头上都是白花花的，他只是用手拍打拍打，也就算完事儿。

    有一年，我在连部里听到连长对指导员说：“厕所该掏了，没人肯去淘，后勤安排不下去这活儿。”指导员说：“老肖呢，每年不都是他掏吗？”连长说：“老肖去年摘了坏分子的帽子，去年就不愿意干，我好说歹说，他才掏了。今年他说啥也不干了。”指导员说：“都不掏，我去掏。”连长说：“你别去呀，我再想想，看怎么安排下去。”我在一旁听到后说：“我掏吧，我现在的活也不多。”指导员说：“也行。”我掏了三天把掏厕所的活干完了。那三天里，刘木匠去了好几趟，换下我，他干一会儿。他对我说：“小崔，你连这个活儿都肯干，将来不会有什么困难能难得住你！”我说：“老刘，你知道吗，你说的这个话跟昨天指导员跟连长说的一个样。”老刘说：“我也是听连长跟我说的。”

    记得我被推荐上学走之前，一天，刘木匠来到连部，指着我那木箱子说：“你的这个木箱太不像样了，我看木板倒还行，我给你翻翻新，做一个抬盖的，你带到学校去也好看些。”我的那个木箱是几年前从哈尔滨来时匆忙钉上的，很不规整，木板也脏得很。刘木匠给翻新之后，刷上了黄里透红的颜色，外面有刷了三遍清漆，看上去就很漂亮。箱子是好看了，可是，这么一翻腾，不知怎么回事儿，我在兵团几年的几本日记本原来一直都是放在这个箱子里的，到学校之后就找不到了，真是很可惜！不过，也没办法。还好，下乡那几年的事儿和人，我还是能够历历在目地想起来的。退休前我们一个办公室的王桂荣老师还说：“我真服崔老师的记忆力。前几年的事儿，崔老师不说，我一点儿也记不住。”

    2008年到2009年这两年里，因为黑龙江电视台拍摄我俩的故事，去了农场四次，我也多次见到老刘，也怪了，三十年过去了，老刘都不怎么见老！老刘对我说：“你走后，我很想你，你想我吗？”我说：“我也想，我想，也没有给你们写信，真是有些对不起呀！”老刘说：“你写过一封，后来你一定也是太忙了。”我知道我不应该再解释。我在回农场时去看望左指导员，我对他说：“指导员，别人都说你对我好。”左指导员说：“不是这样，是你自己干得好。你入党，那是要支部多次研究，还要反复征求群众意见的。你上学，那是经过各班组群众的推荐，领导班子再讨论，才能定下来。这些哪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这些你也不是不知道。”

      最近，我看到朱大可在他的文章《2009，中国社会的零度诚信》中说：“尽管社会精英占有各种稀缺资源，但只有一种稀缺资源掌握在底层民众手里，那就是道德资源。这真是一场历史性的讽刺。‘上流社会’的形象正在变得丑陋可笑起来。”我喜欢朱大可的文章，常去他的博客里去看。我觉得他的很多话说得都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