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然而，自古书生也常常表现出丑陋的一面。最能代表其丑陋的一句话，就是“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他们读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出售，就是为了得到帝王赏识，待价而沽，谋取私利，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毫不相干。

孔夫子曾经满怀理想，周游列国以求一售。最终没有人欣赏他的治国之策，他只好回到家乡传道授业解惑去了。但孔夫子的出售是有原则的。他曾说：“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耻也。”他希望把自己的文武艺售给有道之君。如果在有道之君治下，还处在贫贱的地位，那是耻辱，因为没本领可贡献；如果把文武艺售给无道之君，从而得到富贵，同样是耻辱，因为那样无异于助纣为虐。所以，孔子说：“道不行，吾将乘桴浮于海。”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然而，多数读书人并不能做到孔夫子要求的那样。他们片面理解了孔夫子说的“学而优则仕”，抛弃了“邦有道”这一入仕的前提，不论有道无道，以售出为终极目的，以富贵为最高追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一批没有灵魂的人，至少是浑浑噩噩的人，丑态百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一方面，帝王的买，其实是威逼利诱兼施的，前举明成祖对于方孝孺就是。能顶住威逼利诱，不改其志，坚持操守理想的只是少数。在帝王的威逼利诱下，读书人被收入笼中，成为帝王的奴才、帮凶、宠物、装饰品。唐太宗曾经私下登上端门，见到新科进士鱼贯而来，不仅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一些读书人，把仕进作为光宗耀祖、改换门第乃至进身敛财的阶梯，把金榜题名——文武艺得以出售，当作人生最得意的事。

作为家天下的君主，从来不掩饰他们的目的，甚至炫耀他们的手段。因此宋真宗的《劝学文》中就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的句子。多少读书人把这句子当成座右铭，奉为信条。试想，一心只为黄金屋而读书的人，会有什么远大理想和天下之志？

明朝曾任内阁首辅的高拱，是一位大政治家。他和徐阶、张居正等先后柄政，实现了明代的嘉隆万中兴。作为一位匡蔽扶危，救时济世的大政治家，他对于宋真宗的《劝学文》可谓深恶痛绝。他写道：

偶遇一学究，见其壁上有宋真宗《劝学文》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予取笔书其后云：“诚如此训，则其所养成者，固皆淫逸骄侈、残国蠹民之人。使在位皆若人，丧无日矣。而乃以为帝王之劝学，悲夫！”（高拱《本语》卷之六）

高拱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笔锋对那些以追求黄金屋、颜如玉、千锺粟为目的的读书人和以此诱骗读书人的帝王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尖锐地指出，按《劝学文》为方针培养出来的必然是淫逸骄侈、残国蠹民的人。如果在官位的都是这些人，国将“丧无日矣”。一个家天下之君，任用残国蠹民之人，其灭亡是必然的。然而，在君主制之下，“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从根本上说，帝王要的是奴才，读书人要得是利禄，因此，无论是读书人还是君主，都几乎无法真正逃出这一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