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有了这样的成就，在中国知识界中就有一种将其向前推进的动势，就能够以开放的、平和的心态去接纳异质的但是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

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是多方面的。在天文学方面，徐光启、李天经与传教士共同编制的《崇祯历书》中，采用了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的宇宙体系，介绍了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的系统，引用了哥白尼(Copernicus,N)、伽利略Galileo)、开普勒(Kepler,J)等人的一些天文数据和资料，引入了地球的概念。虽然由于传教士的偏见，他们没有讲到哥白尼的宇宙体系，没有及时介绍开普勒太阳系行星运动定律的伟大发现，但《崇祯历书》已突破了中国传统天文学的范围，引入了新的概念，新的计算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伽利略的《星际使者》一书写成5年后，就被阳玛诺(Dia    ,E) 以《天问略》的形式介绍到中国。《崇祯历书》中介绍的“太阳诸星如磁石与铁”，距哥白尼《天文学概要》发表也不过10年。欧洲矿冶技术的经典《矿冶全书》也被迅速介绍到中国来（阿格里科拉Agricola,G《矿冶全书》1556年初版，1561、1621、1657年重印，1638年由汤若望、李天经译成中文）。数学在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徐光启与利玛窦于明万三十五（1607年）将《几何原本》前6卷翻译完成，李之藻与利玛窦合作译出了《同文算指》。最重要的是，通过对西方数学著作的介绍，输入了西方的数学观念，使中国人认识到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徐光启说：“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1]这是一种与传统完全不同的近代科学观念。可以说中国科技已经完全做好了向近代转化的准备。而这时，有一个使中国学术与世界科技同步发展的机会。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