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一曰购西铳以资战守。”[1]不管毕方济本人还有什么其他目的，看来他“仰佐中兴盛

治”是出于诚心的。但是，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将西方的价值观向古老的东方文明中灌注。按照他所提出的模式，将会全面吸收当时的科学技术，将会兴办与西方同样的矿业，将会开展与西方同样的贸易。这无疑将会使中国出现一番新的景象。崇祯皇帝对这类建议采取了开明的态度。他同意徐光启的请求，让罗雅谷（Rho, J）、汤若望(Schall, J-A)等“以其新法相参较，开局修纂”历法[2]， “指挥督造战炮”。他“旌汤若望勤劳，赐金字匾额二方，一嘉若望才德，一颂天主教道理真正”，致使“住澳之西国官绅士商，鼓乐放炮，排导欢迎”。崇祯皇帝还下令再次开放了海禁，并让刘若金伴住毕方济于海上，“商议澳舶事宜”。[3]如果历史假以时机，崇祯皇帝的这些做法是可能产生深刻影响的。

整个明朝时期，文艺复兴浪潮全面席卷欧洲，欧洲社会普遍发生变革。1540年（明嘉靖十九年），欧洲宗教界中反对路德新教改革的势力成立了耶稣会，他们致力于复兴天主教，努力把自己的势力向海外拓展。耶稣会士把兴办学校、传授科学技术等作为传播宗教的手段。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582年（明万历十年）来到中国澳门，1583年来到广东省香山县。他以“易佛补儒”之说打入中国上层社会，以他拥有的自然科学知识与中国的知识分子接近。

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几乎包括了可能的各个领域，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测绘学、机械制造学乃至于音乐、绘画、文字拼音等等。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7月，耶稣会士比利时人金尼阁（Tyigault, Nicolaus）等人在教皇的支持下，携带7000部西文图书来到澳门，除宗教图书外，大部分都是有关科学技术的图书。其中就有哥白尼(Copernicus)的《天体运行论》、开普勒(Kepler,J)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虽然这些图书未能全部译出发挥影响，但也足以显示西学东来的强劲态势。

问题在于，为什么当时西学可以在中国传播，可以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

这就需要我们回过头来考察中国当时的情况，考察中国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一种外来文化传入，如果接受地不具备适当的土壤和接受条件，这种外来文化是无法立足的。西学东渐之所以成为可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程度的本身。具体地说，中国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面临转型的边缘，中国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动力提出了接受新鲜事物的要求。西学东渐是中国科技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即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和实学思潮蓬勃兴起的大背景下的逻辑发展。

明代传统的科学技术，虽然还没有发生重大的革命，但当时几项重大的科技成果在中国科技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在原有轨道上的发展走向成熟，向新的突破点的逼近。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一部伟大的农业、手工业技术的百科全书，全面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科技水平。明代当时已经采用火药爆破法开矿，用竹制管道排放煤矿中的毒气；使用焦碳炼铁；在冶金中广泛采用活塞式木风箱鼓风；用木铁结构机车运送矿料。在纺织等行业的手工工场中，机械使用已经很普遍，手工制造的机械已经相当复杂。中国和欧洲在手工技术方面的水平是相近的。在传统医学中，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的一些材料被200年后的达尔文用来证明他的物种进化理论。王履《医经溯回集》指出了瘟病与伤寒的区别；吴有性《瘟疫论》对传染病作了专门研究；陈实功《外科正宗》说明当时已经能吻合切断的喉管。嘉靖年间，为预防天花，已经发明了种牛痘的方法。在音律学上，朱载育以其新法密率实现了十二平均律的推算，它影响了整个近代音乐的发展。徐霞客所著《徐霞客游记》，对熔岩地貌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考察和深入的研究。算盘的广泛使用，《九章算法比类大全》和《算法统宗》都标志着计算技术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