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教育者的责任

在苏州的演讲

今天我所要讲的第一个题目，就是“教育者的责任”。教育者的责任固然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可以总括它一句，就是“教育者的责任就是做领袖的责任”。教师是学生的先觉先导，一方面要指导学生有适当的目的，一方面再给学生一个路径。

杜威和胡适合影   wikimedia.org

教师是做学生行路的先导，处处要在学生前面指导，不是在学生后面观察。教师既然有这样重的责任，而做教育的领袖；那么，必定要具有品格、富于知识、使学生服从信仰。所以，无论什么做领袖的人，要觉他自己一切言行，旁边都有步趋的人；而他自己的一种目的，能够使他人不得不跟他走。现在，我们举一个浅近的例子。譬如有人走到旷野的地方，东南西北都迷糊了，于是一切路径都要有个向导去指点他。现在一般青年所以要受教育，使其生活熟悉，犹人到旷野里去一个样子。大概少年对于人生目的及路径都不知道；即知道一二，其间又有种种的困难要除去。所以，必定要有个援助者做向导的人。不过这种向导的人，对于那知识路径要很熟悉、很明白；并且还要和一般少年都表同情，使他们晓得人生的可贵。

做教育领袖和向导的人，应当有几种能力：

（1）知识技能要丰富（对于知识方面）。

（2）要有无限的同情对于学生（对于学生方面）。

（3）知道自己对于达到目的要有兴味（对于社交方面）。

由上看来，教育的领袖可有几种：

（1）知识技能的领袖。

（2）人格的领袖。

（3）社交同情的领袖。

第一种领袖，凡是教师对于知识技能方面，似乎比较学生要熟练些。不过其中要有一种危险发生，就是学生的学问有限，教师往往以为他的教材足以满足学生。其实，学生所得到的很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平时教师所取的教材，今天是这样，明天也是这样，没有一些改变，很容易成为一种机械式的教育。就是他们的教材，一些没有兴味。所以，知识的领袖不单是教授学生知识，灌输他们学问；并且还要提起学生求学心的兴味，不但教师也要时常去求学，学生才可以完全得益。

现在我们回想起从前教授我们的教师，最容易想起的不是学问丰富技能精良的教师，而是提起我们求知心兴味的教师。这种教师，我们最容易记忆他，可见引起学生求知心的兴味，是一种很要紧的事情。不过方才所说的求知心的兴味，师生之间是很容易传染的，就是教师的一切兴味和欲望信仰，学生能在不知不觉中一齐同化。照这样讲，现在一般师范生将来就要做教师，不应当以为求了学是将来拿来作教材的，应当对于学问上有切实的兴味和信仰。非但师范生应当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在外面做事的人亦要常常求学，非他教授的功课亦要去学习学习，可以帮助保持他求学心的兴味。最不好的就是故步自封、不求进境，于教育前途是有极大危险的。

第二种领袖，就是人格的领袖，也就是教师教学生的人格，使他们将来怎样生活。有许多教师觉得自己对于学问上的兴味不算浅薄，不过对于个人人格上觉得不满足。往往教授学生只在学问上着想，以为学问是一种工具，将来用了它生活，这是很错的。要晓得，学生的个性是人各不同的。教师当从各方面着手去研究。假使教师对于学生尽量地把教材灌输进去，专门在学问方面进行；其实，学生连丝毫的益处都得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教师不在精神方面着想，只知道把学问交托了学生就算完结，是不能有效的。教师应当一方面教授，一方面想不专是送给学生学问的，是要使学生在实际方面得益，并且还要研究学生的心理和个性，使学生得到精神上实际上的益处。

教师要研究学生个性及品性，不是取冷静态度，是要使学生的品性有陶冶的能力，这就是教材在精神上的要点。现在中国的学校渐渐地多起来了，我很希望学生慢慢地多起来，一切设备都慢慢地完善起来，对于教育原理也能够发达起来。不过教师总要觉悟，自己对于学问上有兴味，而引起学生的同情。有许多教师误会教师的责任，只专门在教室里面等到钟声一响就上课，等到上了几十分钟课就下课。对于学生道德上修养，也只在修身课做功夫；至于其余的时候学生的一切言动都不管。这是很不好的事情。所以，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教师要明白自己的责任，不单在课堂里或上修身课。

教师能够研究学生的心理，那么对于学生求学心的兴味很可以提起，把一切机械式的教授可以一齐除去。研究心理学，实在是学问中最有兴味的学问。譬如教师研究学生一切特性和个性，而因材设施，实在是很有趣的。

第三种，是社交领袖。按教师平日所接触的，似乎都是学生，其实不单是学生，教师和社会也很有接触。所以，在社会方面，可算是一种社交的领袖。

教师是新社会的建设者、改造者，对于社会上的一切事业都要希望他去支配。无论社会上什么行政长官等，都没有他重要。试看国会里和省议会里，定有法律。其实这种法律到底能否使国民实行、能否有效，还很是疑问。设使法律没有民意做它的后盾，那么，这样的法律等于一种工具，所以，法律只不过是一种民意的结晶。教师乃是使学生信仰民意最有效的人物。所以，法律的要紧还不如教师的要紧。八九年前，中国推翻了专制政体，建设共和政府，不过这样仅是形式上的推翻和改造，要有种内部的改造，才可以算是根本的改造。什么叫做内部改造呢？就是智力的改造、思想的改造。照这样，方才能够把一种形式上的改造脱离。不过内部改造，必须要明白教育是改造内部的根本方法；否则，一切都是枉然。

德谟克拉西（“民主”的音译，编者注）的兴盛，固然要靠国民个人的觉悟，但是其中有许多机会给教师，使他们改造一切。有人一定要不明白，教师平时已经很忙，还要希望他去改造社会，似乎不能做到。其实，教师绝对不可借口这话。因为他们都要自认：改造社会是他们的天职；他们不去改造，绝没有别人能够去改造。所以，不妨静静地等着，一有机会立刻就去实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至于一切事业的兴味，都可以从他的思想里得来的。

（1920年6月28日，郑晓沧口译。

《民国日报》1920年7月3日）

1919年10月20日，是正在中国访问和讲演的杜威的60岁生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特地为杜威举行了60岁生日晚餐会。

在晚餐会上，蔡元培致词说：“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与孔子同一生日……博士的哲学，用19世纪的科学作根据，用孔德的实证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詹美士的实用主义递演而成的，我们敢认为是西洋新文明的代表。”他还说：“我觉得孔子的理想与杜威的学说很有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它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后来，1920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举行典礼授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在这次典礼上，蔡元培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在场的人对此给以热烈的掌声。杜威本人后来说，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杜威来华访问的资助者和从前的学生在上海第一次见到他时，都希望他能在讲演中谈论教育改革。实际上，杜威后来在中国各地所作的讲演的内容非常广泛。但是，概括起来看，杜威在中国讲演的内容主要是现代科学、民主、教育及其相互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讲演的基本观点大多出自《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民主主义与教育》以及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讲演稿（即后来出版的《哲学的改造》）等著作。从杜威在中国的讲演题目来看，有关教育方面的讲演仍为数最多。因此，在中国的两年多时间里，杜威与新教育共进社及其成员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全国各地报纸都对杜威的访问和讲演活动作了充分的报道。《新教育》杂志1920年第3期出了“杜威专号”；《平民教育》杂志也出了“欢迎杜威博士专号”。杜威在中国的讲演被译成中文，随即或以整篇或以概要的形式发表在中国的哲学和教育杂志上。

胡适曾把《每周评论》第26号、27号编辑成《杜威讲演录》专辑。有些讲演后来还被汇编成书出版，例如，1919年10月由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新学社编辑出版的《杜威在华演讲集》、1920年8月由北京晨报社发行的《杜威五大讲演》、1921年2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杜威三大演讲》、1921年9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杜威罗素演讲录合刊》（张静庐编）、1921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杜威教育哲学》。其中，《杜威五大讲演》一书在出版后的2年中，共计重印14次。

由于杜威没有留下讲演的英文的原稿，因此，直到由美国学者克洛普顿和香港学者吴俊升合编的英文译本John Dewey：Lectures in China，1919—1920于1973年出版后，美国教育学者及西方教育界才了解杜威在华讲演的具体内容。

1921年7月11日，杜威一行离开北京赴山东访问。在济南讲演（7月18—23日）和游泰山、谒孔庙以及青岛游览（7月25日—8月1日）之后，杜威于1921年8月2日偕夫人和女儿一起离开青岛取道日本回国。从1919年4月30日抵达中国至1921年8月2日离开中国，杜威的中国之行共计2年4月又3天。

由于北京大学等教育团体的安排以及杜威从前的那些学生的帮助，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和讲演活动确实是成功的。在杜威离开中国前一个月，在纽约发行的《中国学生月刊》上曾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写道：

“杜威先生在中国的行程是非常成功的。从他抵达中国到现在，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一些银行家和编辑经常去他的住处拜访；一些教师和学生则集聚在他的教室里；一些社团竞相接待他，听他的讲演；一些报纸竞相翻译并刊登他的最新言论。他的发言和讲演被竞相阅读，他的传记被精心撰写。人们认真地评论他的哲学，并毫不费力地记住他的名字。”

美国学者基南也这样指出：“约翰·杜威在中国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杜威个人对改革和进步的赞同以及他作为一个现代教育哲学的权威，使他引起了很多听讲者的兴趣。”

与此同时，中国之行也给杜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女儿简·杜威1939年在《杜威传》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杜威从美国到中国，环境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至对他的学术上的热情起了复兴的作用。”

1967年，大约在杜威访问中国46年后，曾参加过杜威的中国之行的露西·杜威也回忆说：

“中国人民是极为友好的人民，他们给我们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并十分大方。在中国的这两年是我一生中最丰富多彩和令人愉快的，对我的父母来说也有同样的感觉。”

对于中国之行，杜威自己在1920年1月13日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主任科斯的信中就曾这样写道：

“这是我一生中所做过的最有趣的和在智力上最有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