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实践的看法

    教育行政部门是鼓励学校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新课程改革就弄了一个社会实践的课程，并作为检查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

    社会实践活动的好处自然不用多说，但开展起来就有点难为学校了。组织学生外出，钱是要收的，稍为不慎就是乱收费，出了安全问题那就更是麻烦大了。于是，外出的事是想办法“克制”的，甚至直截了当进行“抵制”！由“参观学习式”向“问题解决式”转变，由“被动实践式”向“主动实践式”转变那是多么动听，多么美好的愿望，也只能似“空中楼阁”般悬挂着。有人说，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要向日本的魔鬼训练式学习，可许多的事情，社会、家长理解么、支持么？就以“体罚”为例，那是禁止的，你敢让我们的学生到球场去站着晒？更不用说是到森林里去考验，到雪地里挨冻了！

    ……

    看看媒体对社会实践的一些报道：

    一批高中生到敬老院慰问老人。学生还算懂事，知道不应空着手去，于是买了一纸箱水果。到了敬老院，他们意外地发现出来接待的院长并不热情。“老人们在睡觉，”院长说，“不能吵醒他们。你们应当预约。”学生有点失落，他们原以为老人们会夹道欢迎的。院长疑惑地问：“你们学校不是刚刚来过一批吗？”学生更失落了，他们没想到竟有人占先，已经来“革命”过了。待老人们睡醒，学生送上水果，说了几句话，就又到了院长办公室。院长径直问：“你们是不是要盖章？来，把写好的证明拿来。”——你看，一切都像例行公事，那位院长富有经验，一看就知道这些学生是为了完成社会实践任务才来的。一年到头，她不知道要接待多少这种为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证明上盖个公章的学生，所以早就冷漠了。

    学生到外地一家企业去“社会实践”。看学生回来写完的调查报告，我认为一点价值也没有，而且全班同学写的内容几乎一个样，可能是听了企业负责人的什么介绍报告。可是有学生公开说，那家企业“很够意思”。怎么“够意思”呢？原来，学校托家长找了业务上的关系户，那家企业把接待这五十名学生作为讨好客户的路子，不但热情接待，汽车接送，住宿不收费，还请学生吃饭。“社会实践”被企业“包”了，调查数据由家长准备好了，食宿有人侍候了，这样的“实践”也就完了。如此“社会实践”的价值，也许只是提前让学生接触社会不良风气罢了。

在社会风气每况愈下之际，“社会实践”的作用也令人生疑。除了让学生从繁重的学习中暂时解脱，轻松三五天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积极的结果。有时甚至会有反作用。有一年，学校到郊县去社会实践的学生在调查中接触到一起环境污染案，听到村民的控诉后，学生认了真，调查了三天，写出事件真相并送到电视台。结果是，不但媒体不敢公开调查结果，连“社会实践基地”的教师也来打招呼，说对方“省里有人”，不要再调查了，人家会报复，砸了我们的饭碗全家得喝西北风云云。

    不久前在谈到改革高考，学习发达国家的办法时，有学者提出可以考虑建立“社会服务记录”，在高考成绩中占一定的比重。但是马上就有学者反驳：在中国，你要什么样的证明家长都有办法能给你搞来。有权的官员，他会凭借权力，因为任何部门的公章还是由个人说了算；有钱的，他可以花钱买通关系户；有的甚至不需要通过什么关系，他直接到大街上找随处可见的“办证”，打个手机，就会有人把他要的公章送来。这种种欺骗在中国社会早就不再是耻辱，而且简直成为值得炫耀的权力地位象征。各级政府都有一些秘而不宣或心照不宣的事，中国媒体上每天都有靠不住的消息，群众弄小小一张假证明何足挂齿？

    中小学生在寒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帮父母做家务，也可以到社区、单位从事公益活动，开学时要交一份实践报告，落款要有父母签字或社区、单位的公章。有些学生是真做了这项作业，家长也认真地写了评语。但有些学生没有参加过社会实践，家长觉得没必要，社区不支持，学生只到社区盖了个公章“交差”，老师也不追究（见3月4日《哈尔滨日报》）。如此“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社会实践，到头来究竟糊弄了谁？
　　社会实践本是好事，但有些学生怕事，这也好理解；有些家长只关心孩子的学业成绩，这就有点糊涂；社区干部居然把学生撵回去，嫌他们多事，这几近于失职；老师开只眼闭只眼，就因为这样的社会实践不计入总分，这更是一种“只顾学生一时，不管学生一世”的近视短见。最后，在学生、家长、老师和社区干部的共同参与下，完成了一次弄虚作假，把本来有助于学生进步的好事，变成了怂恿与教唆学生造假的坏事。虽然这只是哈尔滨中小学生寒假的一个社会实践作业，但反映的却是学生培养过程中普遍遭遇的一大尴尬。
　　学校教育要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结合，这道理谁都懂；学生不光学业要好，还要全面发展，这道理谁也都懂；学生只能学好，不能学坏，这道理更是没人不懂。但当考试成了唯一的指挥棒，成绩变成硬道理，一切这样那样的道理，就都成了可有可无的小道理。知行分离了，本末倒置了，轻重失衡了，是非混淆了。学生有蹓冰、玩电脑的兴趣，但不想为公益事业尽点义务；家长有送孩子补课、学琴的时间，但没空陪孩子参加一点社会实践；社区干部苦于公益事业没人干，却又怕在组织孩子时招惹麻烦；老师乐于把学生往题海里赶，却对学生异化成考试机器视而不见。尤其是当社会诚信缺失，人人都在为“我们还能相信谁”而困惑时，这失信的背后，难道就没有家长、老师和社区干部诸如此类对弄虚作假的怂恿与教唆？人，毕竟是教育与环境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