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津卫有一种叫“折箩”的菜，其实就是将饭店吃剩的菜和（读huò）一块儿的“杂和菜”。听老人们说，最早饭店吃剩的“杂和菜”都是打发“叫花子”（乞丐）的，后来日子越来越艰难，许多穷人、苦力也到饭店来买了吃，这才产生了饭店卖的“折箩”菜。

    这种吃剩下的“杂和菜”为何叫“折箩”？有人照字面解就说是“一块堆儿倒进箩里”的菜，虽牵强却也“形象”，还说“折箩”这词儿是天津人创造的，这就既无理据亦无事实可鉴了。整个北方、东北，使用“折箩”这词儿的地方可太多了，恐怕很难说都是从天津“传”过去吧。特别是北京，比天津可老去了，天津的“二荤馆”出现才有多少年？且不说北门外大街天津首家二荤馆“天一坊”也就是光绪五年（1879年）开的张，就算侯家后著名的大饭庄“八大成”首号——“聚庆成”，也不过是康熙元年（1662年）才出现。北京呢，发繁于金元，明代就已是花花世界了。我以为“折箩”一词可能产生于北京，年代不一定会早于元末、明清，很可能就在清中后期。

    其因有一。再早对这种混在一起的菜皆称“杂烩”，宋时也称“杂嚼”。据载，孔府称“渣菜”。而且那时这种菜不过是指将多种菜混在一起的“合菜”，并不与“叫花子”乞丐发生联系。

    其二，“折箩”的“根儿”是与“叫花子”乞丐紧密相关。我以为它就是满语“觉和托”的转音。

满语“乞丐”为“giohoto”，发音非常接近汉语“叫花头”，它还被直译作“觉和托”。有人指出，满语的“gioro（觉罗）”，即来自“giohoto”。蒙语“乞丐”为“guilgaqin”，“qin”在蒙语里为指示人的语法后缀（意如“者”“的人”），例如“呼日沁”即是“好来宝艺人”（“好来宝”是一种蒙古族民间说唱，亦被称为“蒙古书”）。细细咀嚼，前部分“guilga”也隐约含有“叫花”成分。

    乞丐的历史，应该与文明社会的历史一样久长，但作为社会最底层贫贱阶层，从未被人重视。乞丐，在上古文字中最早是以单音字表述的。“乞”在金文中作“乞求、讨要”解，因贫穷，向人讨要。“丐”又作“句”，在甲骨卜辞中多作祭祀用词，指向神灵乞求（如“崇雨，句于河”，即雨大成灾，乞灵于河神。）。“丐”又作“匄”，《左传·昭六年》：“不强匄。”注：本字作“匄”,盖音，乞也。将乞和丐两字合用、称讨饭者为“乞丐”，大约应该是汉代以后的事（《太平广记》中萧怀武引王氏见闻：“至于深坊僻巷，马医酒保、乞丐佣作及贩卖儿童辈”。《汉书·西域传·罽宾》：“拥疆汉至节，馁山谷之间，乞匄无所得。”）。据《孟子》、《吕氏春秋》、《列子》、《后汉书》、《桂苑丛谈》等书记载，宋以前，有“乞人”、 “丐”、“丐人”、“乞索儿”、“乞儿”等等称呼（《列子·皇帝》：“自此之后，范氏门徒路遇乞儿马医，弗敢辱也。”《孟子·告子上》：“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初学记》晋郭颁《魏晋世语》：司马宣王（懿）辟周泰魏新城太守，钟毓谓泰曰：“君释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拥麾盖，守兵马郡；乞兒乘小车，一何驶乎？”）。这些称谓在宋代以后仍然继续使用，大约一直延续到清末。

    后来，乞丐又被叫作“花子”。相传，乞丐群居之“花子院”，曾有对联云：“虽非作宦经商客，却是藏龙卧虎堂”。在“元杂剧”中“花子”一词屡见不鲜。（杂剧《李云卿得悟升真》：“丢我独自个，何处安身，少不得做花子抄化到老。”）但为何将乞丐叫作“花子”，明朝的谢肇淛都很不解。（《五杂俎·人部》：“京师谓乞儿为花子，不知取何义。”）

   “花子”原义为古代妇女面饰。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谓：起自唐武后时上官婉儿，用以掩点迹。五代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花子谓秦始皇好神仙，常令宫人梳仙髻，帖五色花子，画谓云凤虎飞升。东晋时童谣云，织女死，时人帖草油花子为织女作孝。至后周，又诏宫人帖五色云母花子，作碎妆以侍宴。为何将乞丐称为“叫花”其实中间“饶了一个弯儿”。过去将“讨”称“化”，这大概源于佛教的“化缘”。因为乞丐要饭时总是口中说唱不停，故而称之“叫化”。（元杂剧.关汉卿的《绯衣梦》：“俺父亲比前是李十万，如今无了钱，人叫做李叫化。”又，《孤儿寻母》：“妾身王秀云，孩儿霍安礼，俺装扮做叫化的，与同孩儿寻母亲去。”张同宾《合汗衫》：“我绕着他后巷前街，叫化些剩汤和这残菜。”）古时“花”“化”并不分明，后来乞丐就由“叫化”变成“叫花”了。

    谓乞儿为“花子”，天津还有一说法：职业乞丐上街讨饭，手中都拿一只花棍，一路乞讨，一路舞动，俗称“打花棍”，口中还唱“莲花落”、民间小调，内容无非为施主祈福，所以乞丐被称为“花子”。而且古代的乞丐会打一种“花叉”行乞，还一边唱着歌谣，遂被称“叫花子”。（北京话叫“打闲的”，手持牛肩胛骨做成的响器“哈拉把”）。

     那么“折箩”与“叫花子”又是怎么个“导出关系”呢？我们先来说满语的“觉和托”和“觉罗”。

    “觉罗”为满洲第一大姓氏，除宗室“国姓”爱新觉罗外，尚有诸地方枝系及“民觉罗”。（《清朝通志》载：“宗室、觉罗之外，有民觉罗氏。其族属之众者，冠以地名，如伊尔根、舒舒、西林、通彦之类；散处者，上加民字以不同于国姓也。”）当代学者指出，将“觉罗”解释为“姓”是错误的，它决不是一般意义的“姓”，而是“包含着极其特殊的意义”。这种“极其特殊的意义”究竟是什麽呢？专家做出这样的描述：在很早的时候，即元灭金的时期，一贫如洗的金朝遗民，踉踉跄跄地从中原逃回祖先的故乡，一路上向人乞讨，形成一个具有相当文化底蕴的“丐帮”。他们为了纪念国耻和自己的遭遇，抛弃了自己的本姓，以“giohoto”为姓，形成了一个女真复国主义的“特殊哈拉”，散处在东北各地。经过数百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建立了大清王朝。“giohoto”也在漫长的岁月中磨蚀，转化为“gioro”，历史就这样模糊了现实。著名的俄国学者史禄国在他的《满族的社会组织》一书中提出，“觉罗”与“觉和托”接近。他说，“满人解释说，在很早的时候，他们一贫如洗，只得向人乞讨面饼过活。”这也是一条佐证。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满语“giohoto”不是简单的“叫花子”的直译，更不译自“乞丐”，而是“侨”成“叫花头”。注意，汉语对一般广义的乞丐决没有称“叫花头”的。“叫花头”只是对丐帮或丐户的首领才能称呼。例如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金玉奴的父亲金老大是一丐户首领“团头”，所以称他“随你挣得有田有地，几代发迹，终是个叫化头儿”。（丐户：起源不详，起码宋金已有，至明代浙东及苏州常熟、昭文二县亦有丐户，到了清雍正八年，常、昭丐户才获准取消丐籍。）更值得注意的是“giohito”的“觉和托”这个汉译，综合专家所述，它很可能恰产生在宋元之际，而汉语“叫花子”普遍见于文字的时间，大约也正是那时。这不一定只是一种巧合吧。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折箩”可能就是满语“觉和托（叫花头）”的转音。大约是持满语的“贵族”将这种吃剩下的“杂和菜”鄙称为“叫花子吃的”。后来，随着满语与汉语的几次大交融渗透，“折箩”就被社会广泛接受，成了“标准语”。而那个时间大约在元末和清代，地点应该就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