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敲下了长篇小说《牛人》最后的句号，却没有以往完成一部小说的轻松、满足和成就感。淡淡的思绪，平静的心境，似乎过去上下班一样平常。这部小说是我长篇中最小的一部，二十多万字，也是近几年我长篇小说中唯一一部写完之后尚没有确定出版的一部。

或许，这种没了亢奋和激动的淡然，才是创作应该有的境界。或许，写得多了，出版得多了，也就没了过去那种情绪的热烈，就像新婚夫妇度过了激情四射的阶段，回归了平静安稳的日常生活。这种近似于每天吃饭、喝水、睡觉一样的平静写作，会不会才是应有的、正常的创作态呢？

说到新婚，近日接连听到两个熟人离婚了。其实，结婚不仅仅是选择妻子或者丈夫，而是选择生活。人的一生，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恋爱、结婚、离婚都仅仅是又一次选择而已。期望值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想象中的目标和实际达到的目标之间无法重合的缺憾，有的人适应了，有的人不适应，于是就有了离婚。离婚也并不仅仅是婚姻的结束，而是一段生活的结局，旧的去了，新的将到，未尝不是一桩好事，因为，比起别人，又多了一次选择的机会。

当然，比别人多一次选择机会也未必就是好事，多一次选择的机会，也就多一次失败的可能，因为，你可能再次选错。还有，每一次选择，都要比别人消耗更多的能量、精神。就婚姻而言，一次就选对，肯定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人生苦短，把时间都耗在不停的选择上，日子过得肯定很麻烦。 

说到麻烦，借书有时候也很麻烦。一本拉什迪的《魔鬼诗篇》，就向萧春雷追讨了不下五次。这本书国内没有出版，想读只能找有办法从境外买到的人借。这本书也不是萧春雷的，被他霸占一年之久，总算转借出来。萧春雷对这本书赞赏有加，称其“不愧为大师之作”。先不说这本小说是不是真够得上“大师之作”，首先应该弄明白什么是大师？谁是大师？这个问题没有逻辑标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大师需要产生大师的土壤应该是公认的先决条件。

我们有诞生大师的土壤吗？贫瘠的土地上，只能生长半枯焦的稗子，不可能长出丰腴茂盛的稻谷。一位作家朋友告诉我，他创作一部小说的时候，策划人、出版方告诉他：千万不要想文学这俩字，怎么烂怎么写，只有那样才好卖。于是他就往烂里写，一个月敲出了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这部有意“往烂里写”的小说居然高居销售榜头几名，读者就是作家的土壤，这种土壤，能产生出大师，天大的笑话。

此外，几千年的封建国体，几千年的思想禁锢，已经榨干了这个民族的精神养分。最需要想象力的作家们，创作的时候“避讳”也已经成为护体本能、避难意识。过去的避讳限于皇家名号，现在的避讳扩展到了所有“敏感词”、“敏感事”、“敏感人”，稍有不慎，触犯了“避讳”，你也就别想再靠版税改善生活了。大师的诞生需要浩瀚宇宙般的思想空间，“避讳”把思想空间挤成了一条仅供你苟延残喘的窄缝，那么，大师就都被挤到能提供思想空间的国度去了。

就拿萧春雷自己说，他的代表作《我们住在皮肤里》我读过，很喜欢，个人认为，虽然不能称之为“大师之作”，但是如果拿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与萧春雷的《我们住在皮肤里》相比，余的“文化大散文”简直就是中学差生的作文。然而，萧春雷却远远没有余秋雨混得好，远远没有余秋雨有钱，其中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萧春雷不够无耻。

好人坏人的区别，在于灵魂，在于住在我们里的上帝。我们住在皮肤里，上帝住在我们里。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上帝。我的上帝善良却又冲动，智慧却又实在，思想活跃却又固执清高，性格刚强却又不乏幽默，它不是全知全能的，却是坚定不移向前行的。然而，上帝有时候不在家，我们里黑暗、闷热，还很臭，上帝需要经常出去透透气、散散步。上帝不在家，那么，谁来支配我们的行为？上帝不在的时候，魔鬼就会住进我们里，魔鬼很喜欢黑暗、闷热、臭烘烘的我们里。于是，住在皮肤里的我们，就会成为魔鬼，于是就会有奸邪、卑鄙、欺骗、残忍。最令人厌恶的还是掩盖奸邪、卑鄙、欺骗、残忍的道貌岸然，就如在电视上、讲台上点评人和事、教诲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一张张端庄面孔。

面孔，是让人看的，于是谁都想拥有一张耐看的面孔，于是就又有了各种各样的美容院、整形科，经过装修整形，有的魔鬼肆意上演着白日放光、夜晚如娼流行于戏子明星中的潜规则；有的魔鬼变成了大学教授，站在讲台上误人子弟胡说八道；有的魔鬼变成了专家学者，与特权利益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有的魔鬼变成了行政官员，满嘴道理满腹肮脏……只有那些没钱或者没不屑进美容院、整形科的芸芸众生，还保留着本来的面目，一张张木然、枯蒿却保留了本色的面孔，像大地荒草一样展现着我们的本质。

本质又是什么？这又是一个众说纷纭、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我知道的是，如果上帝不住在我们里，魔鬼也不来光顾我们里，那就连本质都消散无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