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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尚
杜尚,1887~1968,法国人。他的一生是这样渡过的:一半时间在巴黎,一半时间在纽约;一半时间搞艺术,一半时间在下棋。
杜尚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中的地位比毕加索更重要。
我们或许只知道他的几件惊世骇俗的作品:他给达·芬奇的传世肖像名作《蒙娜丽莎》画胡子,他标小便池送到展览会当作品展出。我们轰然一笑,以为那只是一个西方嬉皮士的精巧玩笑。
但杜尚的玩笑却不是一时的,而是长存不朽的。他嘲笑的不只是艺术的陈旧和拘泥,而是人类认识&对待世界的偏狭和刻板。哲狭隘和刻板够他拿来笑一辈子了。所以,杜尚终其一生都在嘴角挂了一抹优雅的微笑。他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已经洞悉了这个闹哄哄的世界在堂皇而正经的表皮下具有的荒谬可笑之处,以及人类对自己郑重其事所带来的可怜和虚弱之处。由于他偶然落脚在艺术这块地盘上,他的火眼金睛只那么一瞥就看出,艺术也像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画地为牢,而且还自以为是。所以他拿起一个小便池来发难:艺术是什么玩意儿?我偏要拿非艺术来代替艺术。
杜尚在艺术创作上的玩笑超越了艺术风格这种皮毛的争执,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自由地翱翔在所有人类的规矩和尺度之外的灵魂。
因此,我们可以说,毕加索的贡献是给艺术提供了新的语言,而杜尚的贡献是给人的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境界——无染无着的自由。毕加索的艺术把我们领进的是一个视觉美的天地,杜尚把我们领进的是一个生命美的天地。
西方现代艺术,尤其是二战以后的艺术,主要是沿着杜尚的思想轨迹进行的。
在西方现代画家中,没有哪一个画得象他那样少,最后以至于干脆不画。
和毕加索不同,杜尚最好的作品不是他的画或者雕塑,而是他的人生,他的思想,他的情怀,他的风度。
杜尚天生有一种性情,喜欢无功利地循任自己的天性,不肯强迫自己做任何事情。“我只是做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有趣”是杜尚的生存原则。他痛恨对生活持严肃的态度。
在他看来,人生没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幽默是杜尚的立足点。他艺术的成就,或者他人生的成就都是从这一点不肯煞有介事的幽默劲儿来的。
1912年初,杜尚把花了一个月功夫画成的《下楼的裸女》送到巴黎一年一度的独立沙龙去展览。被要求对画做一些修改。因为他的作品被认为“有损立体主义的纯洁性”。
杜尚听了他哥哥的转述,一言不发,径直往展览处去了。到了那里拿了自己的画,叫了辆出租车就回来了。
杜尚回家并不是打算修改自己的作品,而是从此和巴黎的现代艺术家们分手。
照了杜尚后来的说法:“从此之后,我对任何流派和组织都失去了兴趣。”
他不久即在巴黎的一个图书馆找了份差使,喜滋滋地帮人借书和还书。
1915年,为了躲避战争,杜尚到了美国。美国人对他很是欢迎。
杜尚生得秀骨清相,英俊潇洒,一介翩翩公子,一个把礼节与教养融化在血液中的优雅绅士。
美国女画家奥克福回忆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见到杜尚的情形,感叹说:杜尚是她有生以来见到的风度最优雅的人。杜尚机智,透着犀利;快乐,带着幽默;冷静,掺着超然;和气,夹着距离。
他的脸上总有衣服含讥带讽、自得其乐的表情。常常喜欢做一些趣味横生的恶作剧。他风流倜傥,是生活为游戏。
他曾把自己打扮成女人,因为他想换换口味。他也曾在头上剃了一个五角星,只是为了好玩。
他周围的人,太太小姐们自不必说,甚至所有的男士都为他倾倒,没有一个人不爱他。
一位美国作家说,爱杜尚的女子能凑成一个团。但是杜尚有一种超然的心态,他不让自己的心停留在任何人与事上。
在他看来,任何主义也好,女人也好,都是身外之物,他不把任何身外之物带进他的生命里去。
但他从来也不是冷淡无情的。以为和杜尚有长达半世纪的友谊的女友回忆说,她和杜尚在一起有一种无染无欲的快乐,有时候两个人消磨一个晚上,彼此只交谈数语。但那些时光却非常美丽。她只觉得杜尚身上带着一种力量很大的平静,这种平静使所有沉默的时光都十分美好。
后来,她和别人结婚,又离婚。在她离婚后最失望自弃的时候,杜尚去看她,带她到饭店吃饭,席间并不向她打听任何的事情,只是亲切地叫她多吃,然后送她回家。临分别的时候,杜尚交给她一个信封,并关照她独自一人的时候再打开。
这位女士疑惑地想,这会不会是求婚信。回到家中,打开一看,里面是50美元现金。
那时,她正一文不名,经济上非常狼狈。她发现杜尚在任何时候都能准确地知道什么是别人最基本的需求。
1945年以后,杜尚定居在美国。他安安静静、舒舒服服地住在自己的公寓里,决不抛头露面。他的住处甚至不装电话。有闲的时候,他和朋友下下棋。并且在他的画室里秘密地做他最后一件作品。这件作品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做了20年,在他临终前才公布出来。
1958年后,西方艺术界对杜尚的注意和研究才开始。人们对一味强调纯粹性的艺术厌倦了,发现纯粹艺术中的思想越来越少,自由度越来越窄。
结果,他们发现在这个樊笼外面,一条现成的路已经早在四十年前就被杜尚准备好了。
杜尚在1917年通过《泉》告诉人们:艺术没有什么了不起,它不值得这样被我们推崇。
在杜尚开拓的领域里,人们感受到了自由,艺术进入了更大的范围。
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杜尚的了不起,各种荣誉向他飞来:杰出公民、荣誉博士、优秀艺术家……他被邀请开个人展览、开讲座,还有无数的采访……
杜尚虽不刻意求这些事,但却也并不做出姿态来躲这些事。
他事一个圆融无碍的人,来什么他就接受什么,从来不给人难堪。
无名的时候,他散散淡淡,安安静静;出名的时候他还是散散淡淡,安安静静。接受和拒绝对他来说是一回事,他的一生天然自适。
他的朋友形容说:“杜尚非常吸引人,你却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吸引人?”
他的所作所为,不为建功立业,倒更像一个过客,像一个旅人,只是偶然路过艺术这块地界,这里现成的规矩和他毫无关系,他照自己的意思,玩儿似的做了几件作品,做完就走开了。
认识杜尚的人回忆说,杜尚的内心不仅是平静的,而且是极其自信的。他从来不为自己的行为、观点做任何辩护。别人不理会也好,别人吹捧也好,都是别人的事。
他从不攻击别人,从不与人争执。杜尚自己说他用常设的同意保持了自己的自由。当辩论来临时,他会说:“没有什么事情时重要的——”,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当毕加索看到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的“滴画”时,他说:“这什么都不是”。杜尚说的是:“我属于我的时代,别忘了,我比这些人年长十几岁呢。”
这样一个在艺术、在人类思想、在社会行为上如此反叛的人,却终身没有一个敌人。
杜尚最好的东西,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的人生。他自己也说,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的生活。杜尚使得他的生活尽可能地摆脱了一切束缚,呈现了一片自由畅意的人生风景,因此,他把人生变成了艺术。
首先,杜尚避免了一切对生命可能构成束缚的东西,其中包括对常人来说必不可少的东西:职业、地位、财富和家。
他在晚年的时候总结说:“我有幸在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人生不必拥有太多的东西,妻子啦,孩子啦,房子啦,汽车啦,这些东西全都让人操心不已,人生沉重不堪。我一生总是轻装,不带任何负担,连打算亦是没有,那些也是负担。我只是随心任情地活着,所以,我活得实在是很幸福。”
杜尚一生没有固定职业。他从没有牺牲过自己的自由以把自己出卖给某一种社会职业。——这是他最不能忍受的人生。他从父母、兄妹那里得到一些遗产和资助,另外,他有时也靠卖画或者教法文得到一些收入,一生并无衣食之虞。
另一方面,他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高,衣食住行都相当简单,断不肯为了物质的需要去牺牲精神。
杜尚曾经做了一套袖珍棋子。他朋友见了对他说:“嗨,你可以把这个小棋投放到市场上去,申请专利,可以发大财呢。”杜尚说:“我要了那些钱做什么呢?我所需要的已经有了,我不需要更多了。如果我有了更多的钱,我还得去安排它们,为它们操心,累不累啊?”
他不到30岁名气已经很大了。1917年,有个画商愿意每年付杜尚一万美元,只要杜尚每年能够为他画一张画。杜尚没有接受。事后有人问起这件事,他回答说:“1917年我已经29岁了,懂得怎样保护自己了。”
杜尚喜欢单身生活。40岁的时候他结过一次婚。妻子要的是合乎常规的生活,不到六个月,两人客客气气地分了手。杜尚在巴黎有个密友玛丽,见到他们在一起的人都认为,他们的关系非常美丽。这种非常美丽的亲密关系一直持续到1950年玛丽病逝。
1954年,杜尚67岁时结了婚。他说因为他和夫人都没有能力再生孩子,所以他放心地结了婚。这次婚姻一直维持到他81岁谢世,很是美满。
甚至连杜尚的死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结束。
1968年10月1日,杜尚夫妇邀请了一些朋友在他们巴黎郊区的简单清爽的公寓共进晚餐。和杜尚所有的日子一样,这是一个轻松、机智、融洽的夜晚。杜尚妙语连珠,朋友们流连忘返。在客人们离去后不久,杜尚上床之后,他的心脏平静地停止了跳动。
他在没有任何痛苦的情况下结束了自己满意的一生,——一抹微笑留在他的嘴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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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玻璃》的照片成为1945年7月美国《时尚》杂志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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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尚和他的《手提的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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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甚至被光棍们剥光了衣服
(大玻璃)(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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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尚为彼得堡出版社所拍的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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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楼的裸女(NO.2)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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