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政府之迁徙与土地

一切自由中最根本的是迁徙自由。只有保证迁徙自由，人们才能选择自己满意的工作地和居住地，才能无需忍受所在地方强权的压迫。只有拥有迁徙自由，才会达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局面，才能让权力的拥有者去笼络和顾忌权力的赋予者。

任何地方保护主义都会造成不公平和利用政策的投机心理，地方保护主义的经济、教育政策会造成竞争的不公平，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然而，不公平的存在毋庸置疑，资源的分配因自然情况、历史因素而不均衡。所以，要保证竞争的公平，政策就必须根据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反其道而行，要向处在劣势的地区倾斜，来缓和自由迁徙带来的人口差异。

资源是有限的，土地是有限的，人口是可以调节的。人口会随着接受教育的程度、医疗卫生条件等等而变化，但资源和土地却不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增加。资源可以寻找替代品，土地可以尝试多层次空间利用，但是消耗掉了就是消耗掉了，丝毫不容商议。一个城市的规模不可能没有限制，环境的承受能力会以各种灾害来警告人们。所以，怎样来疏导人们的自由迁徙将是社会发展的关键。

城市可以用更好的医疗、教育、娱乐等基础设施和更多的就业机会来吸引外来人口，但城市的土地和资源很难按人口增长的速度扩张，因此造成的生存压力就引发了各种排外情绪，并且一些具有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得以长期执行。

土地和资源的有限使得分配默认了“先来先得”的原则，迁徙者也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他们放弃输出地所拥有的土地和资源，来到输入地，以租赁的形式获得住处和店面，这就是他们为迁徙付出第一层成本，租赁成本。这个成本是合理而不可消除的，也是他们权衡是否迁徙的根据。但输入地的一些医疗和教育政策会造成更大成本，以户籍制度造成的城市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医疗保障不公平为例，迁徙者将付出第二层成本，政策成本。这个成本是不合理而需要消除的，是造成竞争不公平的原因。

租赁成本和政策成本将成为调节自由迁徙的手段，那么如何让这种调节符合公平自愿的原则呢？首先，租赁成本应该交付市场决定，当租赁成本高于迁徙带来的收益，自由迁徙的趋势将受到控制，人们将返回拥有土地和资源的输出地，如果这时加大输出地的投资，将会带来输出地的发展，从而对资源进行均衡配置。其次，政策成本应该避免提高输入地的成本，减少输入地的社会隐患，但可以通过提高输出地的政策成本，比如加大免费医疗和义务教育的基础建设来吸引迁徙者返流。而这一切都必须以自由迁徙为前提。

人们都会追求幸福，而迁徙是追求幸福的体现。只有保证迁徙自由，人们才能真正自由地选择他们的政府，才能拥有一个服务性的政府，而不是统治性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