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馆藏雕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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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铸释迦牟尼像，高21cm，宽15.8cm

　　像高螺髻，眉间有白毫，低眉信目，尖鼻，大耳，著袒右肩袈裟，左手施禅定印，右手施触地印，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上。座后刻铭云：“出家释子智威睐丁男仲仁贵仲仁智仲仁寿信眷杨氏单奇一家善眷等发心铸释迦佛一家南无诸佛加被星天护持此世来生福报无尽岁次丙子至元二年八月望日谨题。”
　元代金铜佛像具纪年者比较少，此像具有典型的“梵式”造像特征，是研究元代佛教造像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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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罗汉像，明弘治十年（1497年）造，高117cm，宽74cm

    罗汉前额突出，长眉，眉间有白毫，双眼略向下视，鼻直口方，耳垂阔大。双手残，身穿袈裟，结跏趺坐。袈裟前右下铸阳文“大明弘治丁巳年造，太监姚举施”13字铭文。该像原应有座，现已失。
    这是一尊由太监姚举出资铸造的罗汉像，至于施主的具体情况现已无从查考。太监信佛，历朝皆有，如唐朝著名太监高力士曾多次向寺院布施，但如明朝信佛太监之众却比较少见。从《日下旧闻考》等文献中可知京城及其附近的许多庙宇都与太监有关，如北京大钟寺博物馆所藏明代铜钟，由太监捐钱铸造者为数不少，涉及人数约在百人以上；故宫博物院所藏一件明朝泥塑人物像，原藏北京房山上方山兜率寺，明万历间，司礼兼掌印太监冯保等人曾施舍重建该寺，据传该像便是冯保供养像。太监尊崇佛教，除本身笃信佛教、期冀来世人性不再被扭曲外，更重要的是向帝后邀宠。有明一代，帝后信佛者不乏其人，太监投其所好，许多发愿文中都明确写有奉为某某皇帝、皇后敬造，或者皇帝万岁万万岁等字样，而相应的寺额则多为皇帝所赐，由此可见太监们的施舍得到了一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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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水月观音造像，高15cm

　　该像眉间白毫相，头戴花蔓冠，宝缯于两侧垂肩而过，胸前饰缨络，左胸处雕刻人头样饰物。披帛绕过肩臂后，右手将其一端提起并垂吊于下，另一端顺左臂而垂下。像身着长裙，下摆覆座垂于足上。水中观音以磐石为座，呈游戏坐姿，左足垂蹬于石上，右足上曲支地，右臂搭放于右膝上，左手掌心撑地，神态安详宁静，犹如正观赏水中月影一般。
　　水月观音为三十三观音之一，在密教中即现胎藏界曼荼罗观音院之水吉祥菩萨。水月观音像在我国的一些寺院中多有供奉。唐代著名画家周昉曾赞美水月观音“颇极丰姿，全法衣冠还近闾里。衣裳劲简，彩色柔丽。菩萨端严，妙创水月之体。”这对晚唐五代时期的造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宋元时期供养水月观音成为时尚，直至明清时期仍可见其影响。尤其是水月观音像的游戏坐姿，在其它菩萨造型中也常被采用。该像左胸所饰之物在其它同类造像中极为罕见，其涵义需进一步研究。该像雕刻细腻，形象生动，具有时代风格，是明代水月观音造像之精品，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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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府造铜鎏金佛坐像，高6cm

    释迦像发作螺髻，手施禅定、与愿印，身著袈裟，结跏趺坐于莲台上。莲台下为六角束腰须弥座，须弥座束腰间刻发愿文云：“周府欲报四恩，命工铸造佛相，一样五千四十八尊，俱用黄金镀之，所以广陈供养，崇敬如来，吉祥如意者。洪武丙子四月吉日施。”周府可能是周王府简称。《明史·卷一百十六》载，朱元璋第5子朱橚，初封吴王，洪武十一年（1378年）改封周王，十四年（1381年）就藩开封。二十二年（1389年），朱橚弃藩就凤阳，帝怒，使居京师，二十四年（1391年）归藩。后因有谋逆嫌疑，复召还京，锢之。成祖入南京，复爵。洪熙元年（1425年）薨。
    这种铜鎏金佛造像，除北京故宫博物院有数件收藏外，还见于上海、北京及日本等公私收藏。从鎏金、发愿文保存情况看，应以此件为佳。上述造像反映出明代王府热衷佛教造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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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鎏金尊胜佛母坐像，明永乐年造，高19cm

    佛母头戴宝冠，三面八臂，手中持化佛、十字交杵、弓箭、绳索、宝瓶等物，结跏趺坐，二飘带从腿下前伸至座前。底板中刻阴阳纹，外为杵状物，有连珠纹装饰，施朱，表面银亮，此均为“永乐”、“宣德”款铜造像的典型特征。
    明朝永乐、宣德时期，为了政治上的需要，铸造了一定数量的佛像，以颁赐给西藏的高僧和政界要人。这类佛像面相方中见圆，五官匀称，眉眼细长，静穆柔美，略带笑意，衣饰华丽精美，为明朝初年宫廷造像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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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款铜镀金弥勒像，高23cm

　　弥勒面相方中见圆，丰满端正，五官匀称，眉眼细长，静穆柔美中略带笑意。细腰宽肩，肩、腰呈倒三角形，肩上有莲花与壶各一。宝冠、缨珞、项饰、耳当等装饰繁缛。底座为双层仰覆莲，莲座上下各有一周镶嵌整齐的联珠纹，座上部中间錾刻“大明永乐年施”。
　　“永乐”款铜造像是明朝廷专为颁赐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宗教界上层人士而铸造的。铸造者选用了上乘铜材与先进的铸造技巧，融合藏、汉两地造像风格而成。“永乐”款铜造像豪华精美，在众多造像中独树一帜，别开一家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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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鎏金文殊像，明永乐，高20.5cm，宽14.5cm

    文殊头戴宝冠，绀发，宝缯在耳后扎花结，呈“U”字形。面庞方形，修眉细目，眼睛微闭，庄重中蕴含慈祥，鼻高直，耳饰珰。颈有三道，胸饰璎珞，著披帛，下身穿裙，双手持莲茎，两肩各有莲花一朵，莲花上放置经箧和宝剑。结跏趺坐，臂、腕、足有钏。仰覆莲花座上饰连珠纹，座上部錾刻楷书“大明永乐年施”。
    明朝永乐、宣德时期，为了政治上的需要，铸造了一定数量的佛像及法器颁赐给西藏的高僧和政界要人。这类佛像，除现存西藏文物管理部门者外，故宫博物院尚收藏20余件，题材包括文殊、弥勒、观音、尊胜佛母等，其衣饰华丽精美、丰富繁缛，有明显的宫廷造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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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铜鎏金释迦牟尼坐像，明永乐，高22cm

    此释迦牟尼像，绀青螺发，顶有鎏金宝珠，面庞圆润，额有白毫，修眉细目，双眼略向下视，直鼻，唇微张，双耳下垂，耳垂中空。颈施三道弦纹，身穿袒右肩袈裟，结跏趺坐，右手施触地印，左手结禅定印。底座为双层仰覆莲座，仰莲花瓣略短，覆莲花瓣稍细长，仰覆莲瓣之间夹成锐角，莲座底部略大于上部，平稳匀衡。莲座上下层各镶嵌一周整齐的连珠纹。基座上部中间錾刻“大明永乐年施”款。
    永乐款铜造像素以衣饰华丽精美、装饰丰富繁缛称著于世，尤其是宝冠、缨珞、项饰、耳珰的精细雕刻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此件造像简洁生动，质感极强，所用铜质之精，鎏金工艺之美，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神情表达之准确，洵为有明一代佛教造像的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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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义造铜沙门像，明正统九年（1444年），高21cm，宽17.5cm

    造像铜质，作沙门形象，光头，眉间有白毫，双眉修长，两眼微闭，大耳下垂，身穿袈裟，袈裟幅边有装饰。结跏趺坐，左手平置腹前，手中托宝珠，右手握拳，中空，坐于须弥座上，座前正中有一小兽，仰头向上。座背面刻“大明正统九年岁次甲子，造佛人高义”款识。
    从形象上分析，此造像应为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因“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秘藏”而得名，他与文殊、普贤、观音并称为中国四大菩萨。他处于释迦涅槃之后、弥勒未生之前，发誓要尽度六道众生，拯救诸苦，始愿归成正果，因此也被称为“大愿菩萨”。供养地藏，可得土地丰壤、家宅永安、先亡生天、现存益寿、所求遂意、无水火灾、虚耗辟除、杜绝恶梦、出入神护、多遇圣因等10种利益。据《大方广十轮经》记载，地藏形象出现在北凉时期，唐、五代、两宋时期广为流行，并持续到明清。民间信仰尤甚。其形象主要有沙门、菩萨两种。沙门形一般身穿袈裟，一手持锡杖，一手持宝珠。此像左手托有宝珠，右手中空，推测原来所握者为锡杖。此为研究明代地藏信仰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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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像铜板，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宽13.3cm，高20.5cm

    铜板正中神像头上束冠，眼睛略向下视，浓眉粗鼻，络腮胡须。身穿铠甲，飘带自头顶扬起，缠绕双臂，双手按于腿上，右手原持有物，现已失。双脚著靴，登在一轮状物上。像侧及底部铸刻“太上敕命，赤心忠良，直报无私，万历十六年五月弟子王全河发心，匠人王登选铸造”等铭文。铜板边缘饰三道弦纹，上部有二圆孔，当为悬挂之用。从铭文可推测，此神仙应与道教神祗有关。元、明、清时期，道教盛行，民间信仰尤甚，此神像便是这种信仰的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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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叟”款观音坐像，高14.6cm

　　观音直鼻，小口，目光慈祥，庄重娴雅，衣纹随形体处理，简洁流畅，手、足、发刻划准确、细致，嵌银丝，背嵌“石叟”款。像原藏于清宫。
　　“石叟”款铜造像区别于一般宗教造像，在于其高超的艺术性，对作品美的追求远远超出了供奉崇拜的实用要求，特别是对塑造对象神韵的把握，更非普通工匠所能企及。而造像所用铜质，系经过反复冶炼，剔除各种杂质而成，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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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达摩造像，高19cm

    拨蜡法铸造。头顶光亮，四周毛发卷曲，唇、鬓蓄须。首微低，面容清癯，上身袒露，小腿一结跏盘坐，一直立，双手搭于膝上。
    对苦修的刻划，中国与印度略有不同，同是瘦骨嶙峋、突出筋骨，印度在表现释迦牟尼修行时，多以禅定形象出现，而中国在刻划达摩形象时，常出现舒缓自在之姿，给人以亲近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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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观音像板，明，高16cm，宽11.2cm

    观音居中，半跏趺坐于莲花上，高梳发髻，圆形头光，右手扶膝，左手持柳枝。善财居左，足踩莲花，双手合十，拜向观音，其头上方的仙鸟口中衔手珠一串，展翅飞翔。龙女居右，双手捧净瓶，背后衬以竹子。观音所坐的莲花之下波涛汹涌。像板背面铸刻阳文6列，列8至10字不等，铭文为：“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怛只哆，唵，伽囉伐哆，伽囉伐哆，囉伽伐哆，娑婆呵，天罗人，地罗人，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灰尘。”观音与善财、龙女及净瓶、仙鸟等一同出现为明清时期常见题材之一。此像板之构图与铸刻技法在同类题材作品中属上佳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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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塑人物像，明代，高59.5cm，宽18cm

　　人物头戴乌纱帽，身穿圆领衣，衣饰描金红彩，腰佩方带，带左侧挂流苏垂至膝下，右手腕套一串念珠，双手合十于胸前。此像原藏北京房山上方山兜率寺，明万历年间，司礼兼掌印太监冯保等人曾施舍重建该寺，据传，此像便是冯保的供养像。
　　在封建社会，宫廷太监信奉佛教者不乏其人。明代由于许多帝后信佛，太监们更是踊跃出资修庙立寺，塑造真身。法国集美博物馆所藏的30余幅水陆画即为明景泰五年（1454年）御用监太监尚义、王勤等奉命提督监制；法海寺壁画为英宗朝太监李童募捐修造；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代铁罗汉像则是弘治年间太监姚举铸造；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陈列的古钟里，为太监集资铸造者亦数量不少。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太监们的如此举动，一方面是为了讨好主人，得到现世的荣华富贵；另一方面则期冀来世投生朱门，不再为太监，免受世人的讥讽与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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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持钵佛像砖，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高21.5 cm，宽14.6cm

    佛螺髻，大耳，面颊略长，左手下垂，右手持钵，身穿蓝色袈裟，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上。砖上侧有印文 “永乐寺佛塔”，两侧各有印文一列，右为“京西宝君山永乐寺烧”，左为“大明永乐二十一年造”，砖顶部尚印有“大明官窑”4字。砖背面有6道凸起横棱，为与塔体镶贴之用。
    明永乐时期，盛行使用琉璃修造佛像、佛塔，南京著名的大报恩寺塔便是永乐皇帝为其生母所造。有关京西宝君山永乐寺目前尚未发现文献记载，故宫所藏两件永乐寺琉璃持钵佛坐像可填补文献之阙。从时间上分析，永乐寺应建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而所烧琉璃又皆出自官窑，很可能与政府佛教政策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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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塑送子观音像，高33cm

　　该像头束螺式发髻，披斗篷式袈裟，胸间饰缨络，手腕饰玉镯，赤双足呈半跏趺坐姿坐于高座上。神情娴淑，姿态端庄。其怀中抱一小儿，小儿呈立姿，左手执元宝，右手扬掌偏外作与人状（即满愿状）。在观音右侧饰有经函卷，下设紫檀木雕底座（后配）。瓷塑胎质略显粗糙，釉料乳白中微泛青。此像将人物雕塑的生动传神，在衣饰和手势的处理上颇具匠心。送子观音题材的造像在北宋时期即已有之，到明清时期大量出现。《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云：“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送子观音像即典出于此。从该像的胎质、釉色及人物形象特征看，与康熙年间德化窑所出作品相似。人物造型接近生活，为人们喜闻乐见，具有较强的艺术观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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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窑达摩立像，清，高25cm

    达摩头戴巾帽，虬髯卷曲，面侧向右，拱抱双手。袈裟下部外侈，似被风吹动而翘起。下著裙，左足呈露于外，足下为汪洋大海。达摩明眸深邃，凝视远方。
    德化窑佛教人物瓷塑吸收了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造像的优秀传统，表现出超凡绝俗之轩昂气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聪明睿智，令人仰之弥高。同时，又根据各种神祗的不同特性大胆创新，兼顾了平民百姓的审美取向，和蔼可亲却无媚俗之态，融神之品相、人之魅力于一体，令人凛然起敬却不生畏惧。
    德化窑之所以生产出优秀的瓷塑作品，与其使用的瓷土及烧制技术密切相关。
    首先，德化窑瓷土中氧化硅含量较高，其在高温作用下常常呈出玻璃的光泽，胎体细密，透光度好。其次，从釉色上看，一般窑址的胎釉由于氧化铁的含量较高，所以白瓷或泛黄，或泛青。德化窑使用的胎釉氧化铁含量低，氧化钾含量高，烧造时采用中性气氛，克服了白瓷纯净度不够的缺憾，其釉色更加纯净，光照之下，尤为明亮。再次，瓷塑家充分掌握了瓷土烧制过程中的收缩度，利用这种收缩度使作品的立体质感更加突出。
    此达摩立像色泽单纯晶莹，雕塑的艺术美与材料的质地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纯白为基调，摒弃彩饰，更强化了达摩不同凡响的精神境界。此件立像在有清一代众多的瓷塑精品中独具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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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鎏金无量寿佛坐像，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高20.5cm

    佛像由无量寿佛、背光、底座三部分分铸、插合而成。无量寿佛由紫铜锤打制成，头戴宝冠，面泥金，胸饰缨络，臂饰宝钏，著袒右肩衣，衣下垂至底座正面中央，双手托瓶（宝瓶已失），结跏趺坐。背光呈葫芦状，外饰火焰纹，头光及身光部分透空。底座外侈，四角饰变形莲花纹，正中錾刻“大清乾隆庚戌年敬造”款。像身系有黄签，上写“览利益紫金琍玛无量寿佛，五十五年四月十五日收，造办处呈。”
    乾隆时期铸造佛像甚多，年款一般刻为“大清乾隆年敬造”、“乾隆年造'、“乾隆敬装”等，提及具体年款的以“庚寅”、“庚子”、“庚戌”为多，这是因为乾隆皇帝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按中国传统计岁法，“庚寅”、“庚子”、“庚戌”分别是乾隆60、70、80岁大寿。每逢这些年份，必定要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而进献无量寿佛，祝乾隆皇帝长寿无量，是庆祝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此像系造办处为乾隆80岁圣诞铸造的，并于四月十五日进献，由是可见祝寿活动早在乾隆生日之前几个月，便已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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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祖师坐像，高18.7cm

    最底部为神兽，兽足蹲卧，上为龟盖，龙头，有尾。龟盖上的童子，四兽足撑，穿肚兜儿，身上驮置鞍状元宝，元宝除正面外皆阴刻花纹。元宝上方中间端坐一祖师，形象接近宗喀巴，头戴尖顶桃形帽，双肩饰花，双手握于胸前，结跏趺坐，底为仰覆莲座。外缘从正面看为四童子，俯视则变为八童子，四童子翻仰，四童子俯卧，这是在童子与童子之间加了腰身，使得其头、足、手等得以双重利用、巧妙变化而成。祖师像背面外刻八卦卦符，内篆刻“大清乾隆”四字。
    此像不仅构图奇巧独特，更重要的是它将汉、藏两种文化，佛、道、世俗等不同观念与信仰，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为清朝藏传佛教造像增添了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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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镶东珠菩萨立像，清乾隆，通高49.5cm，宽32cm

    菩萨立像面相端庄，神态自若。直鼻，细眉，双目微睁，两颊丰润。头戴莲花冠，冠顶置宝塔一。上身袒裸，腰肢纤细，下蔽长裙，赤足，立於莲瓣纹的底座上。头部饰项圈、璎珞，璎珞长垂及腹，其上镶嵌珍珠。肩披一条长带，两端自然垂至足下，犹如细纱，线条流畅。右臂抬至胸前，手心向外，拇指捏於食指之端，作说法印。左臂肘部略向外弓，手背朝天，垂於胯下。双臂饰珍珠手镯和臂钏；足上佩带脚镯。像之两侧各立忍冬一株，枝壮叶厚，缠绕而上，至顶端花枝内倾，各盛开一朵莲花。花蕊处生出一轮一罐，宛若透空的背光，分外精美华丽。
菩萨像以黄金铸成，工艺精湛，色彩灿烂夺目，全身镶东珠共182粒，更显豪华富丽，是乾隆年间铸造大批藏传佛教造像中的珍品之一。
    以珠光宝器饰佛像菩萨，亦为清廷佛教艺术之风尚。东珠，产於东北松花江，是满族的发祥地，所产之珍珠被视为吉祥物，为清代王族的御用品，其他人不得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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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鎏金十一面观音立像，高20.2cm

    观音立像共五层，顶层佛面，红色；次层为愤怒面，黑色；下三层各为三面，本面白、红、绿三色。观音修眉细目，清雅静穆，双耳垂珰，八臂，胸前二手合十，左右六手分持弓箭、莲花、*****、净瓶等法器。上身袒露，左肩处披山羊仁兽，胸饰璎珞，腕、臂、足饰宝钏，肩披帛带，自臂缠绕，垂至裙下，作飞翘状。下着长裙，裙分内外两层，裙褶自然折叠，裙边装饰图案。赤足，足下为覆莲圆座，上下各饰一周连珠纹，座底为十字交杵。座与像插合而成。此十一面观音像系清宫旧藏，从风格上判断为乾隆时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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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塑雍正像，清，高32cm

    此像与清宫收藏的雍正画像极为神似，面颊清癯，头戴盘龙结秋帽，头后梳辫，白面朱唇，身穿石青云纹对襟长袍，衣纹简练流畅，足登朝靴。
    此尊彩塑雍正像原藏在清代敬奉祖先图像的景山寿皇殿，这里还珍藏着雍正帝其它御用器物，由此可知清代皇室对此像十分重视。此像是养心殿造办处从苏州召募的捏像人捏制的，得到皇家承认，才流传至今，是难得的塑真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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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塑惜春作画像，清，高36.5cm

    此彩色泥塑组像是我国著名的天津第一代“泥人张”张长林的作品。《惜春作画》彩塑取材于清代小说《红楼梦》，以贾惜春在大观园暖香坞作画为内容。惜春正在聚精会神地运笔作画，两旁少女二人一坐一立，正在会心地欣赏惜春的传神妙笔。
    清代城市经济的发达促使泥塑木雕商品化，朴素大方，明朗健康。耐人观赏的雕塑艺术品不仅可以点缀贵族官僚文人士大夫的高堂书房，而且也极适应城乡广大群众的需要。“泥人张”的作品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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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璇”款寿山石雕罗汉像，宽5.5cm，高7cm

　　罗汉内著交领衣，外披袈裟，双手端捧宝塔，神态安详。发式、衣饰雕刻精美，背后镌有“玉璇”款，为清代雕刻名家杨玉璇的代表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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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均”款田黄石雕“契此”像，宽12.3cm，高5.5cm。

　　“契此”像，身著袈裟，袒胸，斜倚于布袋旁。像背镌隶书“尚均”二字。像用田黄石，雕刻技法娴熟，人物神态刻划准确，属清代品位较高的工艺佳作。